货币政策、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2010—2021年宏观货币政策、投资者情绪和股票市场相关数据为样本,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货币供应量、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ISI投资者情绪指标和股市流动性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和投资者情绪均对股市流动性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市场利率对股市流动性变化的贡献率最高,货币供应量的贡献率最低;货币政策对股市流动性冲击的响应强度最大,货币供应量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时长明显短于市场利率和投资者情绪。     

基于投资情绪的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现象研究

中国股市暴跌暴涨现象较为突出,投资者情绪从股市的交易主体角度反映了投资者对股市未来收益的预期.从投资者情绪入手,对股市过度波动现象、原因作了相关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投资者情绪、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股市流动性

文章以2010年1月至2021年3月为样本期,运用SVAR模型探究投资者情绪、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股市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时,投资者不再愿意持有流动性资产,股市流动性急剧降低;随着政策实施效果逐渐展现,长期投资者将预期看好股市,股票市场流动性快速增加。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引起投资者的恐慌,这是因为政府政策实施存在时滞。但投资者情绪会因为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和投资者预期看好政策执行的效果而逐渐回归理性。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较高时,即使投资者情绪高涨,投资者也会先观望市场情绪,谨慎投资,导致短期内股票市场流动性降低。     

基于隐性交易成本角度的中国股市流动性分析

金融市场流动性与交易机制、信息透明度、政府监管以及税收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从隐性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中国股市流动性问题,进而提出流动性与波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股票价格波动剧烈,长期来看会使得市场投机行为过盛,股价长期无法正确体现股票真实价值.市场投机过盛的结果会影响证券市场资源配置、信息显示等功能的发挥,阻碍市场的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后中国股市波动性结构变化测度及其原因分析

以2005年4月至2010年4月我国沪深300指数为研究对象,使用调整后的EGARCH模型,对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市的波动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股市的波动性明显减弱———这与美国股市明显不同,且波动性结构发生了显著性变化,表现为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减弱、中国股市波动的持久性增强等。最后,对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是中国股市波动性结构变化的可能原因。     

简述伞形信托业务对A股市场的影响

伞形信托作为创新融资工具,从兴起到退出只有短短6年时间,且就伞形信托对A股市场的影响,现存研究仅从股市波动性方面对关伞形信托进行了定性的分析。本文认为研究伞形信托对A股的影响应当从股市的波动性和流动性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比2015年4月17日叫停伞形信托前后的股市表现,反映出伞形信托对A股市场的作用,并反映出伞形信托退出证券市场的原因。     

股市波动对利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理论分析和我国的经验证据

在实际利率决定理论中,大多以货币、实体经济因素来解释实际利率的变动,没有考虑到股市波动对实际利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在股市波动较小时,利率和股市波动之间符合传统的反向变动关系假设,而在股市波动较大时,股市的强波动可能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使二者关系变为正向变动关系：股市的强波动性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的直接渠道,通过收益率差异而导致其与实体经济互动的间接渠道。使用我国2002年～2007年的月度数据实证表明：1．股市波动较大时,实际利率与股市波动正相关,较小时负相关;2．实际利率的83％变动可以由其自身历史数据、货币因素和股市波动来解释,货币供给、股市波动能够对实际利率产生显著持久的影响;3．股市波动既与实体经济相背离,又无法通过货币供给因素、利率因素解释,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修正的GARCH事件模型,本文选取五个关键时间点作为事件窗口,通过事件研究考察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加剧了我国股市的波动性。在上海证券市场上,股权分置改革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最大;在深圳证券市场上,开放式基金的进入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最大。保险公司的进入对沪深两市波动性的影响最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内地股市与中国香港股市波动溢出及时变相关研究

文章采用标准BEKK模型和两个拓宽模型研究了上证指数与恒生指数的波动性溢出特征、波动相关性的时变特征,实证结果发现两市场之间的波动性溢出并不显著,任一市场的波动对另一市场的波动产生的传导性影响不明显;两股市的联系和联动性并不十分明显,上海股市的波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对中美股市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紧密结合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背景,选取上证综指、深证成指、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作为样本数据,采用GARCH (p,q)模型与主成分分析(PCA)方法,考查中美股市是否会受到美国总统大选影响.研究发现:在竞选前后的这一短时期内,美国三种指数日收益率的波动与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日收益率的波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美国总统竞选对美国股市产生较大波动性影响,这种影响又引起了中国股市的共同波动溢出效应.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