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海”渔民职业分化实证研究

为了应对渔业资源衰退、近海水域海水污染严重和作业渔场的收缩这"三重约束",也为了能保证渔业协定的顺利执行,我国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于2001年制定和实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政策。该政策的实施,迫使沿海地区渔民转产转业,离开他们多年赖以生存的海洋,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本文通过对实证调查的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发现"离海"渔民的职业出现了分化,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我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研究综述及展望

我国是一个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渔业历史悠久。近年来由于我国与日本、韩国、越南签订的渔业协定相继生效,另外捕捞过度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使沿海渔业资源变得十分脆弱,对渔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在此背景下渔民转产转业问题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近年来诸多学者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并对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黄渤海区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黄渤海区是指濒临渤海、黄海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四省市，是我国重要的渔区。海岸线北起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南至山东省日照市绣针河口，全长6051公里，约占全国大陆岸线的三分之一，濒临海域面积31．3万平方公里，沿海有岛屿937个。全区有渔民294．5万人。“十五”时期，黄渤海区渔业系统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针，以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渔业增效、渔民增收和渔业可持发展为总目标，坚持合理开发和资源保护并重的原则，加快发展精品渔业、名优水产品养殖增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远洋渔业等渔业新兴产业，推动渔业产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进程，渔业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好态势。     

我国长江禁渔期制度实施效果分析与对策研究

长江渔业是我国淡水渔业的摇篮，鱼类基因的宝库，经济鱼类的原种基地。长江渔业苗种丰富，并有种质优势，生长快，抗病力强等特点。近年来，由于水域污染、水工建设和过度捕捞等原因，长江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文章通过对2003年起正式实施的长江禁渔期制度实施效果的分析，提出了加强综合治理、建立渔业资源保护区、加大渔民转产转业力度、规范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等对策措施。     

消失的鱼汛——中国近海渔业之殇

近来,中国渔船作业遭邻国阻挠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这些事件背后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中国近海已经无鱼可捕.有人戏称,如今要在中国近海捕鱼就像在大海里找大熊猫. 中国的近海渔业究竟怎么了? 消失的近海渔场 浙江沈家门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 这一带大陆架宽阔,西面有长江、钱塘江、甬江三大入海口,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更因东海沿岸流、台湾暖流和黄海冷水团于此交汇,水流搅动,养分上浮,吸引了众多鱼群栖息、洄游.历史上,舟山渔场就是浙江、江苏、福建和上海3省1市渔民的传统作业区域,以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乌贼)为主要渔产. 曾几何时,舟山渔场是与俄罗斯千岛渔场、加拿大纽芬兰渔场和秘鲁渔场齐名的世界级大渔场.而今呢?中国近海都没有渔汛了,当然就没有渔场.舟山海域原来有四大渔汛,上世纪80年代就一个个消失了.至少从渔业资源的角度看,中国的近海渔业资源已经在20世纪开发完毕,如今简直是油尽灯枯,鱼汛不再来.     

休渔后捕捞岂能变本加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渔业发展有了长足进展,但是伴随着渔业产量的提高,近海的渔业资源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捕捞压力,一些经济鱼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面对如此险峻的资源形势,国家渔业管理部门虽然建立禁渔区,控制捕捞强度和调整作业等一些保护措施,也发挥了重要的作     

新时期大连市渔业港口规划与建设的几点思考

大连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渔业资源丰富。全市所辖海域面积近2.9万平方公里,黄、渤海岸线长2211公里,分布各标准等级渔业港口（以下简称＂渔港＂）170座。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形成以国家中心渔港为龙头、一级渔港为主体,地方二、三级渔港为补充的渔港群体系。渔港在渔业防灾减灾、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渔业和促进渔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天津市财政积极支持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

天津市财政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积极安排专项资金，大力支持恢复和增殖天津市近海和内陆水域水生生物资源，有力地促进了全市水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渔民增收，努力实现渔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海洋捕捞管理的思考——以舟山市为例

众所周知,渔业资源的衰退是我国海洋渔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国家出台了“双控”制度、休渔制度,但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制度经济学是一门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主要观点有科斯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维度,分析了海洋捕捞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设立渔业权和渔民协会来构建新的渔业管理体系的观点。     

台湾的休闲渔业

休闲渔业又称娱乐渔业， 20世纪 60年代诞生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它是一种把旅游观光和渔业生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兴产业。这种产业即能解决渔民的生活收入，又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所以很快推广到欧美和亚太地区。　　祖国宝岛台湾四面环海，风景秀丽，鱼的种类繁多。过去台湾的渔业重心放在远洋捕捞，但随着世界渔业管理制度日益规范，实施 200海里经济海域，自由捕捞受到限制。加之海水污染、盲目捕捞，使渔业资源越来越少，台湾的渔业生产受到冲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台湾当局加强了休闲渔业的开发力度。定制度建设施，并于 199…     

FDI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关联性分析

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动力源是多元化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行政改革的相互作用不易描述,两者的关联性较为模糊。FDI催生了经济环境中新的非官方政策活动者,间接推动公共行政制度创新,客观要求政府经济治理方式转变,执行"优异治理"或"善政",并通过对思想库的贡献影响公共政策,对这些关联性的分析和认识有助中国公共管理改革进一步发展。     

社会冲突的消解与释放：基于冲突治理结构的分析

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治理结构是由政府单一主体把控,从中央到地方强调"谁主管,谁负责"的模式,市场与社会力量尚未有效参与到社会冲突治理当中来。这是一种缺乏结构洞、密度极大、群集度极端聚焦的社会冲突治理网络结构,会使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共部门出现对社会资源的"虹吸现象"。为了有效应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风险,我们应从注重政府监管转变为注重政府引导,将大部分社会冲突的治理放权给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一个饱含结构洞、密度分散、结构扁平的社会冲突治理网络。通过社会组织架设的信息沟通桥梁,促进冲突双方的信息对称性和彼此关注程度,从而引导各群体在社会冲突策略选择中由"对抗策略"或"漠视策略"向"问题解决策略"或"让步策略"转变。     

内部性及其治理机制:基于产权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产权的视角分析内部性的产生及其治理机制。内部性可以分为内部性Ⅰ和内部性Ⅱ。内部性Ⅰ是交易过程中,交易者自发攫取公共领域里的租金,没有引起争夺产权的冲突,达到产权博弈均衡时的内部性。内部性Ⅱ是契约执行过程中,因交易者对公共领域里财富的预期价值提高或对公共领域财富确立排他性产权的费用下降,产生了争夺产权的冲突,产权博弈非均衡时的内部性。内部性Ⅰ是无法避免的。内部性Ⅱ既可通过自由谈判和法庭裁决在事后治理,还可依赖政府社会性规制在事前或事中加以防范。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治理机制可以起到一定的互补作用。但是政府社会性规制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perspectives on governance,value for money and the roles of selected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and their governance,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types of risks involved and how these are managed. The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re is any regim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resources and enforcing contracts and service standards to make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 efficient, effective and economical in designing, managing and exercising control over PPP ventures. In this context, the roles of selected stakeholders are discussed.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could improve loc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PPPs when the nature and governance of PPPs and the legalities underpinning them are thoroughly understood.     

广西县级政府投融资个案分析:状况、问题与对策

广西县级政府投融资对县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投融资渠道狭窄、平台治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县级政府投融资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当前,应从建立债务总量机制、创新项目经营方式,实施归口管理、建立偿债基金,推动融资行为市场化,完善平台治理结构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从管制到治理：我国街头官僚转型探析

街头官僚理论是公共行政研究领域较新的理论之一。我国目前的街头官僚基本属于“管制型”街头官僚,这种类型的街头官僚已严重不适应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并在实践中暴露出种种弊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我国的街头官僚应实现由“管制型”向“治理型”的转变。街头官僚转型既需要宏观层次的地方治理格局优化、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也需要微观层次的街头官僚自身角色、职责、工作方式和工作程序的调整与完善。     

全面剖析新加坡、中国公共治理现状:基于1996—2007年全球治理指数

全球治理指数是用以衡量一国政府公共治理成效方面最为权威的指标体系。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其国情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其在公共治理方面取得的傲人成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榜样。全球治理指数由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遏制腐败等六个子指标构成,文章对这六个子指标从新加坡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逐一进行详细的比较,探寻新加坡政府成功的经验,寻找中国政府存在的差距,最后提出改进中国公共治理的建议。     

境外公共治理经验和推进我国治理创新的建议

境外公共治理的经验表明,在攸关民众切身利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服务对象的参与以及多方合作制衡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国内公共服务的管理一直强调政府与服务提供机构之间的博弈,而忽视了公众方的参与。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公共服务机构的治理机制。我们建议,在完善公众知情权和评议权基础上,中央政府应该着力推进公共服务法人治理结构的试点。近期可由政府主导政策过程,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和咨询;远期应赋予社会公众代表平等参与决策等核心职权。     

大力加强县域治理能力建设

文章在深入分析中国县域治理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积极探讨加强县域治理能力建设的新途径。深化县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县（市）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创新以乡镇为枢纽的农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网络,建设具有旺盛活力的村级自治组织,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与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研究

使用2001-2012年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数据,利用混合面板OLS和Logit回归方法,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总部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总部的分布极不均衡,且趋向于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迁往东部沿海,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风险显著减少了地方上市公司总部数量,对总部的外迁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地区总部迁移的总体状况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考察了公司董事政治关联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共同作用对总部迁移的影响,在不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越多,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即使公司存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总部的迁移也会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回归的结果进行了检验,发现结果具有稳健性。研究对理解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以及总部迁移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