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可能会对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土地确权-要素配置-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并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运用RIF不平等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且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远大于高收入农户,从而降低基尼系数,改善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农户间收入达到均衡,缩小收入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贷发放的规模偏向,土地确权的信贷效应也会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因此,为实现共同富裕,应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益、加快完善城乡要素市场、深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平等

本文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和2018年的两次住户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距及跨期变化.本文发现,从收入决定方程来看,农村教育回报率较低,工作特征是影响农村居民工资的最主要因素.基于G·Fields分解发现,工作特征、区域、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对总体工资不平等的解释力度依次下降.对于人群间工资...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缓解还是加剧——基于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农村家庭财富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异质性而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RIF-Gini回归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转移率对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作用呈"U"型关系,劳动力转移率超过拐点值59.07%会加剧农村财富不平等,并且劳动力转移对中下层收入家庭的财富效应大于中上层家庭;(2)考虑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后,"创业"明显提高了平均家庭财富,但同时也使财富差距扩大。"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对不平等的影响仍呈"U"型关系,对应的拐点分别为53.1%和62.61%;(3)在地区差异和时间趋势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转移就业更容易加剧家庭财富不平等。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就业"(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合并)对应的拐点逐年上升,然而"创业"对应的拐点平稳下降,这表明"创业"给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增强,而"就业"的财富效应在减弱。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会随着贫困深度的增加而加速下降,这导致最贫困的一部分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改善。     

创业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吗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2013)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响应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了农户创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创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采用多种不平等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拓展回归模型弱化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2)机会型创业会显著加剧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而生存型创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显著。(3)创业能缩小农户间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会显著扩大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和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不大。(4)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创业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应越明显。本文的结论不仅为解释中国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还为国家制定相关创业鼓励政策提供了建议。     

农地赋权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基于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

研究目的：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机会不平等理论,构建农地赋权与收入不平等的概念性分析框架,探索农地赋权影响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为实现农村经济均衡、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启示。研究方法：OLS方法、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赋权显著降低家庭相对剥夺指数和村庄基尼系数,即抑制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农户群体收入水平发挥作用;（2）劳动力转移在农地赋权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中起到传导作用;（3）家庭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提升增强了农地赋权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在赋予和保障农民自由处置土地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完善非农就业市场和增加农村教育投资,促进农民非农就业。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四川省88个贫困县的分析

[目的]为测算四川省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并探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缩小其农村收入差距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法]文章使用2013年《四川省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运用离差法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在所有分位数上均具有显著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0.25分位数上,劳动能力及道路交通便捷度对农村收入差距具有非常显著的缩小效应,但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道路交通便捷度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逐渐减小,劳动能力的收入贫困差距缩小效应也变得不再显著。[结论]无论是在农村收入差距小还是大的贫困县,实施农村教育振兴政策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在农村收入差距较小的贫困县,在农村地区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和积极组织劳动力技能培训将有助于减小农村收入差距。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机会不平等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于2012年在北京市范围内对1025个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69.12%的被调查者认为"个人特质和机遇是别人能够成功的主要因素",而非家庭背景和体制中的不公平因素。与其他人群相比,尽管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遭受着最严重的客观机会不平等,但并不是对机会不平等感知最强烈的人群。新生代、选择"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男性、收入低或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持有机会不平等观点的概率高。这些研究发现以期能对政策制定起到启示意义。     

新农保政策会缓解城乡老年健康机会不平等吗——来自CHARLS数据的证据

本文从机会不平等这一创新性视角出发，基于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CHARLS基线调查微观数据，采用PSM-DID模型探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对城乡之间老年健康公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健康机会不平等，2011—2018年机会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且老年群体较之中年群体降幅更大；新农保政策显著缓解了城乡户籍造成的老年健康机会不平等，这一结论在更换匹配方法、调整研究样本、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新农保政策的缓解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中等收入、得到更多家庭养老支持和健康状况更差的老人受益更多；新农保的政策效果在短期内随着养老金领取时间的增加而增强，但从更长时间维度看政策持续性尚有待加强。     

职业性别隔离现状访谈

职业性别隔离是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女性”职业和“男性”职业的现象,它突出地表现为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并且如果说某一职业员工的人数按照其职位、责任、收入等因素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话,那么在几乎所有职业（包括女性职业）中,在具有较高的技术、责任、地位和收入的职位上,女性人数所占比例低于男性人数所占比例,并且越往金字塔的上方走,存在着女性所占比例相对于男性不断下降的趋势。     

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基于PSM模型的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15个贫困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收入效应较强并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接受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上获得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在小学阶段教育上获得的教育回报显著低于男性,两者高中阶段教育回报最高;进一步开展反事实分析,比较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和非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U)发现,部分能力较高的劳动力具有获得更高收入的潜质,却未能接受更高层次、更好质量的教育,且这一现象多体现在女性劳动力中。因此,推动贫困地区高中教育的发展,发掘女性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高能力贫困学生的入学障碍,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

本文以中国家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S)为基础,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状况及劳动力转移在其中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发现:(1)在家庭收入提高的同时,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虽然仍比较大,尤其是东部,但无论是在三大区域内还是在全国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变化。(2)劳动力转移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相同转移特征家庭的组内不平等上。就时间变化来说,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外出务工工资的不平等改善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下降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3)在三大区域内,外出务工工资差异是东部总体不平等的主要源泉,但在中西部其作用已明显弱化。     

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辽宁省农调队2001-2004年4年农村固定农户跟踪调查数据(每年有1890户农户、6580个劳动力),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农户家庭中,女性是否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在只考虑有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中,女性的外出打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虽然能提高家庭的收入,但并不是决定农户家庭收入高低的关键.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比重少;二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情况较差,影响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及打工收入:三是由于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大部分没有专业特长,就业渠道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就业层次低且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低且不稳定.     

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贫困指标的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基于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分解,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基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回归分解,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     

关注农村改革中的几个不公平问题

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公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严重，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仍然存在，农民承担税费负担不公平，农民就业和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公平。     

农村劳动力质量对规模农户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村领域大量劳动力以不同速度流向了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要素禀赋质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劳动力要素禀赋质量的异质性对规模农户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基于460户调查数据,运用Q型聚类方法将劳动力质量类型分为男性经验丰富型、女性经验丰富型、男性经验欠缺型、女性经验欠缺型四种类型,并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计量检验了不同劳动力质量类型、劳动态度及劳动力市场发育等变量对家庭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男性经验丰富型与女性经验丰富型对家庭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效应值分别为0.290、0.170,而男性经验欠缺型与女性经验欠缺型对生产效率提升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效应值分别为-0.110、-0.153,劳动态度、劳动力市场发育变量与家庭生产效率提升呈现了较强正、负相关性,效应值分别为0.590、-6.738。     

农民非农就业迁移中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要性——基于缩小收入差距的考虑

解决农村收入差距过大最根本的办法是促使农民非农就业迁移,增加其工资性收入.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已呈现出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在此过程中,进城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其实现就业,获取收入有较大影响.当前政府对进城农民提供人力资本培育机会非常关键,因为教育机会(同迁移机会、进入市场机会一样)的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新变化

本文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新状况,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讨论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市场化收入贡献率下降是农村内部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低收入群体市场化收入增速下降、高收入群体要素回报率上升,导致这一时期农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本文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要充分发挥农村高收入群体的作用,带动低收入农民致富增收,并有效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传递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89~2011年间,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较高,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较低;尽管如此,高收入的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却比较小。第二,从代际收入弹性这20多年的变化趋势看,1997年达到峰值后,代际收入弹性缓慢下降,然而在2011年时,代际收入弹性有所反弹。第三,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以子代职业类型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则在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此外,政府还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规范程度,努力打破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双轨制"。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

中国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现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能否发挥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作用,这既是事关银行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2010～2017年1927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考察2006年确立的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所带来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层检验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对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银行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银行在县域的战略布局已由收缩转为扩张,但贫困县的银行网点数量仍明显少于非贫困县;县域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但这种促进效应在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贫困县较弱;根植于贫困县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两类县域法人金融机构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效应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不显著。     

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

《中国改革》在去年第11期刊登了《收入不平等的政府根源》一文提出,收入不平等最为重要的是“种种制度原因造成的不公平交易机制”,在于强势市场力量和弱势市场力量的不公平交易。这个提法很好。最为关键的是权力参与市场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