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吗

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变量的内生性及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后，核心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出口企业、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企业能源效率。     

数字贸易、技术扩散与劳动力技能结构

数字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技能偏向性，数字贸易将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构建一个包括数字贸易和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均衡模型，基于世界71个国家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贸易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2)数字贸易更加有利于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且数字贸易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还会受到不同贸易自由度、市场规制程度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3)数字贸易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文章还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发展数字贸易以及完善数字贸易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的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影响显著为正,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最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区域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创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区域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本文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度了150个经济体1997-2011年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系数,进而运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揭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具有显著的"逆水行舟"特征,赶超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有策略";其次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出口技术复杂度适度赶超能够有效地改进一国的能源效率,过高和过低的赶超均不利于能源效率改进,跨越"极限门槛"型赶超是中印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低能源效率并存的根本原因;最后高等教育对能源效率改进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经济增长能有效地促进一国能源效率提升。     

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     

智能制造对出口的影响——基于工业机器人的经验证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重构全球分工和竞争格局，智能制造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各国寻求出口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选择之一。文章将智能制造视作一种技术拓展了引力模型，利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1993～2015年71个国家安装工业机器人的数据探究智能制造对出口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能够显著提高出口水平，但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机器人功能和不同产品上智能制造对出口具有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智能制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促进出口。文章认为一国应当利用智能制造培育出口竞争力，但是需要关注智能制造对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制定适应本国的智能制造战略。     

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增加值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生产率、贸易成本与出口额三种影响机制的作用。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渠道与出口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贸易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