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与地区营商环境数据相匹配,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地区营商环境影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区营商环境改善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营商环境分指标的检验结果显示,除政务营商环境外,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化营商环境、金融营商环境指标和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均正向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对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影响,更有助于弥补较差的公司治理结构给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就行业异质性而言,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低创新型行业、非管制型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融资约束行业、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高契约密集型行业和高市场竞争型行业更显著。     

营商环境对中国品牌经济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

本文在对品牌经济的重要作用、优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性、营商环境是品牌经济发展的基础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数据和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8年中国品牌500强数据,对我国不同省区市的营商环境和品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并进一步以地区品牌经济发展状况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区营商环境状况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研究表明,培育和创建良好营商环境是进行地区品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能促进地区品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必须大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推进地区品牌经济发展,不断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中国营商环境地区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研究目标:构建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考察中国营商环境的区域差异、时间演变、收敛特点及空间集聚性。研究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各省份50个经济社会指标合成为营商环境综合指标,运用自适应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考察中国营商环境的地区差异,并分别利用变异系数、边际垂直β收敛模型检验σ收敛和β收敛,使用Moran’s I指数分析空间集聚。研究发现:中国营商环境在整体上呈现持续向好的集聚式收敛特征,但在地区之间仍然存在“东高西低”的地区差异,且在中西部内部出现多极分化,中部区域内差异日益显现,造成各省份的收敛贡献表现出梯度效应,阻碍空间集聚的进程。研究创新:全面剖析营商环境的内涵,从开放化水平、企业市场环境、企业法治环境、市场主体保护力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五个维度构建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使用边际垂直β收敛模型深入挖掘不同省份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所展现出的收敛异质性。研究价值:本文基于中国营商环境综合指标展开实证研究,揭示其区域差异、演变趋势和收敛情况,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测度及动态演变研究

构建包含农业、农村、农民与城乡融合现代化4个维度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核密度估算法等方式揭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规律。研究表明：2009～2021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四大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全国及东、中、西与东北地区的核密度分布位置曲线逐步向右移动。地区内东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差距最大,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地区间东、西部之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差异最大,中、西部之间差异最小。据此,应加强农村顶层规划设计,补齐基础服务供给短板;优化特色产业集群,赋能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农业农村新业态模式,健全差异化发展机制。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探析其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方法: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和Markov链考察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地区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各个区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全国及东部地区绝对差异扩大,东西部地区绝对差异缩小。东中西部各省份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的趋势,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研究创新:揭示出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分布动态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研究价值:加深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格局的认知,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参考。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演进趋势、地区差异、结构差异、收敛性和障碍因素。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二次加权动态评价法、定基功效系数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通过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σ收敛、β收敛以及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测度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表现出“发展水平提升、绝对差异缩小”的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四大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结构差异的主要来源由生态环境差异转变为增长动能差异;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典型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创新:将共同富裕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二次加权动态评价方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识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转变的关键节点,并在全面把握其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障碍因素进行诊断。研究价值:有助于把握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水平和分布特征,为明确当前乃至未来阶段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着力点提供依据。     

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地区差异研究

院文章选取分析和评估中国省际城乡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指标,结果显示,我国养老金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主要受到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这两个宏观经济因素与养老保险制度成熟度、财政对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等政策因素影响。总体而言,全国养老金发展水平总体偏低,并且养老保险综合水平的地区差距制约统筹层次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建议通过合理降低地区间的差距,加快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步伐。     

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及其评价研究

营商环境建设与营商环境评价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些国际组织、政府部门、投资促进与学术研究机构已开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实践。结合国内外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时间较早、评价指标体系较完善、影响较大的两大机构——世界银行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营商环境评价实践,就营商环境建设意义、研究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及中国营商环境建设成就与不足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简要评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可为各地区、各行业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提供启发和借鉴,并为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尽绵薄之力。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陕西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营商环境建设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陕西省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不完备、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对民营企业的司法保护不充分、法治政府建设在路上等问题。本文从优化营商环境制度构造、规范政府行政职能、完善司法服务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优化陕西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策略,以期在该领域建设方面对标先进,力争赶超。     

吉林省营商环境优化与评价问题研究

良好营商环境对于吉林省经济的蓬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吉林省营商环境优化与评价问题进行研究,在分析吉林省营商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对优化吉林省营商环境提出建议,并分析吉林省营商环境评价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的作用发挥.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研究目标:测算2010～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分析各区各省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方法:熵权法、描述统计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整体上偏低但呈递增态势,四大区域中东部遥遥领先,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均在全国均值之下,乡村振兴五个一级指标中,生态宜居得分最高,产业兴旺其次,后依次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总体差异但不严峻,总体差异主要源于由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差异所导致的区域间差异;各区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绝对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并无出现极化现象和收敛现象;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鲜明的空间集聚现象,东部主要落在第I象限的高值集聚区,中部、东北、西部大部分落在第Ⅲ象限低值集聚区,其中有6个省份发生跃迁。研究创新:以政策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构建了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指标体系,全面地从时空分异特征、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价值: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廓清各区各省份优势和短板,为巩固拓展...     

政策优惠、经济环境影响FDI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兼论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

本文构建了政策优惠指数,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政策优惠、经济环境等因素吸引FDI的动态效应和地区差异。结果表明政策优惠对FDI的影响显著,但相对经济规模、市场经济程度等经济环境因素,其影响作用较低且不断减弱,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动态时滞性和区域差异性。本文还从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区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四个角度论述了政策优惠的"负效应",说明了我国两税改革的必要性和时效性。     

中国绿色创新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

研究目标:编制中国绿色创新指数,考察各区域指数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研究方法:建立绿色创新指数评价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赋权指标,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绿色专利清单在线检索工具和采用爬虫技术检索、匹配、汇总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测度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采用Kernel估计分析绿色创新分布动态演进,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东中西绿色创新空间差距来源,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绿色创新空间β条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整体及东中西各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均呈总体上升趋势,源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与绿色创新制度支撑力三者“携手并进”;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并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特征,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及主要省会城市稳居前列;我国整体及东中西地区核密度图均呈现“曲线右移、峰值先升后降、宽度收窄后扩大”的特征;东中西区域内部及区域间差异均呈逐渐下降趋势;绿色创新存在空间β条件收敛效应,且俱乐部收敛特征也较为显著,但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不同地区样本中收敛速度存在差异。研究创...     

中国省份产业经济周期的经验研究——基于贝叶斯潜在多动态因子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基于吉本斯抽样估算的贝叶斯潜在多动态因子模型,估算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实际产出波动的全国、地区和省份动态因子,发现全国动态因子和区域动态因子较好得刻画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区域经济事实。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全国动态因子是省份第二产业实际产出波动最重要的驱动力,异质性成分是省份第一、第三产业实际产出波动的主要驱动力,区域动态因子影响力弱,省份动态因子对第一、第三产业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类型动态因子对各产业影响程度的省份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和区域以及省份特征相关。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与来源分解

运用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进行再估算基础上,对改革以来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及来源进行了扩展研究。本文发现：不考虑环境约束会高估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TFP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已由“先减小后增加”转化为“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1990年和2003年是两个拐点;尽管区域间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但仍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区域内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已成为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要素投入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其作用在减弱,而TFP在地区经济差距中的作用在增强。     

中国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1978-2008年

准确刻画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和演变态势,对于解决金融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创新性地采用了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相结合的方法,更精确地描述了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扩大态势,并且中国金融发展大部分的变动发生在相邻状态中,跨状态转移发生的概率较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促进不同地区金融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利用经济周期同步性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涵义,采用经济周期距离衡量经济周期同步性程度,结合多维标度技术,分析了包含中国在内9个东亚经济体和多种经济体组合的经济周期距离及其阶段性变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双边贸易强度、专业化差异、金融联系等变量的影响因素集合对经济周期距离加以解释。实证结果不仅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演化进行了评价与展望,还讨论了中国参与未来区域合作的策略选择。     

中国区域城镇化差异及成因解释

立足于中国式行政主导城镇化发展内涵,借助2002~2012年分省份面板数据展开经验检验。研究发现,省份内部和省际对城镇化差异的贡献率已经稳定在50%左右;大一统的城镇化战略是差异形成的主因,作用机制和渠道已经趋于固化;先导性战略布局的作用显著,经验上证实了区域城镇化梯度差异及格局重塑存在路径依赖的立论成立。因此,为实现全国联动的城镇化发展目标,未来东部沿海高城镇化水平省份应当深度推进城镇化战略,中西部内陆低城镇化水平省份可以继续实施城市化战略。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现状分析

论文对我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与人居环境有关的18项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现状及其地区差异.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整体水平偏低,各城市之间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差别较大,其中大城市好于小城市,东部地区城市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江苏省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总体水平最高,云南省最低.但是并不是城市越大其人居环境建设水平越高,也不是东部地区的所有城市都好于西部地区的城市,一个城市的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并不是由一两个因素决定,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