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政策

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空间已经超出国家竞争政策①的管辖空间,健全的全球经济竞争政策对于保证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本文首先分析市场全球化与世界垄断形成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了现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国家竞争法②域外适用面对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局限性,最后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在竞争政策中的应有作用。     

数字市场监管改革的需求挑战与对策

数字市场监管改革,是应对数字经济迈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由之路。推动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国内与国外发展关系的监管改革需求。然而,由于适应数字市场动态竞争不畅、规则体系建设尚不完备、执法机制和手段较为单一的限制,数字市场监管改革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为此,数字市场监管改革应持续贯彻积极的包容审慎原则,以适用数字市场动态竞争的特点;不断完善竞争规则,实现对损害市场竞争行为的规制全覆盖;探索构建协同多元的执法机制,全面提升数字市场监管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波兰竞争法及其实施评介:一个转轨经济体的经验和启示

波兰竞争法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在形式上模仿欧盟模式,但是其制度设计和实施机制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诸多差异。波兰竞争法的独特之处在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则竞合,保护竞争与保护集体消费者利益同步进行,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为规制重点,以公用企业为重点审查对象,在竞争执法和司法之外开展行业调查、国家援助控制、竞争宣传和推进等各种措施。波兰经验表明,中国应该更加重视竞争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为重点规制对象,逐步提升竞争执法机关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在竞争执法之外开展普遍的竞争推进措施并积极发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作用。     

市场准入视角下国际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

市场准入问题不仅仅与贸易政策有关,与竞争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与限制竞争行为有关的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市场准入壁垒主要表现为企业限制竞争行为、政府行为和混合型限制竞争行为,讨论了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在市场准入问题上互相替代的方式和效果,并指出二者如何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实现互动。     

数字经济下平台竞争对反垄断规制的挑战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与生产组织方式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多元融合、促进产业升级与跨界融通发展的重要作用。平台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垄断隐忧,妥善处理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规制平台垄断行为的关系是全球反垄断司法辖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平台的算法行为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明智的单方市场应对行为还是竞争者间非法合谋的结果,是数字经济中尤为突出的难题。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平台的滥用行为既有传统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滥用行为的新表现,也有新型滥用行为。同时,大型数字科技公司的零存活区策略以及大型公司对初创企业的收购对竞争的影响亦值得反垄断法关注。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合并控制等角度看,应加强平台竞争监管,在现有反垄断法分析框架和体系下对平台竞争垄断进行规制,通过对立法、执法、司法的技术完善和更新来适应数字经济的特点和发展变化。在加强对平台竞争监管的同时,更要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创新对平台竞争监管的方式,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促进相关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总福利的提升。此外,应优化竞争分析框架,构建包含消费者福利、用户数据及隐私保护、平台的产品或服务质量等因素的多元分析框架,改进市场调查等竞争政策工具。     

互联网领域垄断行为界定与市场力量测度

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地位是其获取金融资源、降低经营成本、压制竞争对手的优势条件,但对实体经济整体发展不利。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除加强监管外,标准的制定与把握,制度建设、相关法律配套与行政监管的有效实施也至关重要,应从互联网服务的产品与商业模式角度探究互联网竞争约束被低估的缘由,并结合市场多边性对互联网情境下的平台市场界定与市场力量测度、价格—成本关系及经典竞争行为进行重新解读。综观当前互联网领域的竞争与执法情况可以发现,互联网服务的身份多重性和市场多边性使互联网竞争约束被低估,增加了互联网反垄断执法的难度与出错的概率;互联网平台市场界定、市场力量测度可以辩证地吸收部分传统智慧,如在零货币价格产品反垄断中采用产品性能测试、赢利模式测试等手段来界定平台市场边界;价格与成本之间的正向关联性在互联网领域仍然具有一定价值,但需要进行综合调整;掠夺性定价、投资并购、行为协同等经典竞争行为在互联网情境下可能仍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之,为更加准确地开展互联网反垄断执法,执法中既需要包容审慎,也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认知,并不存在适用于多种情境的通用型工具。     

国外天然气定价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天然气工业定价方式与天然气市场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天然气定价可以分为垄断性定价和竞争性定价,两种定价方式各有各的优势,适用于天然气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天然气定价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天然气工业发展状况,逐步引入竞争、放松管制,促进天然气行业的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     

企业寻租与政府竞争行为变异

企业一直是政府竞争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与政府存在双向依赖关系。但是,这种双向依赖关系却受企业寻租和政府"理性经济人"影响而极为脆弱,并致使竞争行为变质。企业寻租诱发政府竞争行为异化包括限制市场进入、地区封锁、实行歧视性待遇、限制经营自主权、价格控制等。为了获取政府竞争中经济增长的优势,必须重新考虑政府在促进市场效率与经济增长中的职责,加强对寻租行为的监督,竞争模式必须由资源竞争转向制度竞争。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局限与突破：由“腾讯封禁抖音案”引发的思考

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频发引发社会争议,也促使中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过,《反垄断法》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凸显执法困难的问题。对腾讯封禁抖音行为的分析显示：虽然腾讯可能在即时通讯市场和短文字社交市场中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其限制抖音外部链接转发的行为也符合拒绝交易的行为特征,但该行为可能并不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不属于《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互联网平台限制竞争的行为在多个层面冲击既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草案为我国规制互联网平台限制竞争的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博弈论探讨共享单车负外部性的治理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事物,共享单车符合低碳出行的现代生活理念,使社会闲置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和利用。但是,共享单车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无底线竞争和盲目的数量扩张等行为以及用户故意毁坏单车、占为己有等不文明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本文分别构建双寡头企业的伯特兰德博弈模型,企业与政府间混合策略博弈模型,企业、政府与用户间合作博弈模型来分析共享单车企业无底线竞争的原因以及政府、用户在共享单车行业负外部性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些看法建议,以期营造良好的共享单车市场,尽可能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     

考虑存在平行进口的跨国供应链价格竞争研究

跨境电商以及配套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致使平行进口对部分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建立三种市场权力模式下跨国制造商与本地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本文对比分析有无灰色市场的不同模式供应链参与者的定价及利润,探析平行进口对低支付意愿市场的跨国制造商与本地制造商之间寡头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支付意愿比值低于某一阈值时不会出现平行进口,市场权力模式和灰色市场的存在能影响跨国供应链参与者的收益多寡及定价策略;灰色市场有益于本地制造商和平行进口商,市场处于单一制造商主导模式有助于减少跨国制造商损失、增加本地制造商收益及缩减平行进口商的利润,在制造商共同主导模式下存在一个市场支付意愿比值区间,致使跨国制造商收益增加;平行进口促进还是抑制寡头供应链的价格竞争,取决于市场权力的结构形式。     

铁路重组的依据、方法论与路径分析

本文根据铁路行业的特定技术、经济、资源组织等约束条件,从实证和规范的双重角度分析了我国铁路重组应该遵循的依据、方法论与路径。文章认为,铁路属“内部弱竞争格局”的行业,以塑造行业内部竞争格局为出发点的重组模式不符合铁路的技术和经济特征;铁路是整体运输市场中的运输方式之一,作为一个企业集群式的行业,铁路重组依据是多维的:一是强调塑造整体运输市场竞争格局;二是必须考虑交易成本的高低;三是必须注重轮轨之间的综合效率;四是必须使铁路运输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文章强调铁路重组应该注重方法论的作用,否则可能会出现不应有的偏颇;铁路重组的路径应由“自上而下”改变为“自下而上”,即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重组路径转化为由铁路运输企业主导的重组路径。     

“赶超型”产业政策与市场绩效:基于东亚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比较视角

借鉴西方产业组织SCP分析范式,以国际竞争力为导向,在比较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赶超型”产业政策、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基础上,分析产业政策的传导机理。从同质性角度,提出了产业政策的“倒U”假说;从异质性角度,比较了均衡与非均衡的产业政策特点。就市场结构而言,日本产业呈现规模与竞争兼容,韩国产业是规模有余、竞争不足,而台湾地区产业则是规模不足、竞争有余。就市场行为而言,日本企业表现为“创新型”,韩国企业是“扩张型”,台湾地区企业是“标准型”。基于均衡的产业政策,日本“赶超型”产业政策的传导较好地抑制了产业政策的副作用,表现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The managing of competitio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elationships in the jute industry 1957–63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1963 court case brought by the Board of Trade's Restrictive Trading Agreements Office against jute manufacturer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newly introduced competition policy for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 Government's active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marked an important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UK and the jute industry was one of the cases to be examined.     

论公司法与反垄断法的良性互动

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共同保护和规范的重要市场主体。但在法学研究和执法实践中仍存在碎片化和孤岛化的现象。在两法双双迎来修改之际,立法者应推动两法的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同频共振、相辅相成。两法和而不同,都致力于提升公司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都遵循民法基本原则。公司并购反垄断执法应秉持包容审慎、处罚谦抑、服务能动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有效保障公司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司并购反垄断审查应采取“原则放行、例外禁止”的政策。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继续保持法治定力,坚持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法治化与专业化;新《反垄断法》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理念,确立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公司并购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从公司并购限制性条件的适用范围而言,应确立“可限可不限的,坚决不限”的立场。反垄断处罚措施的选择和使用应体现过罚相当的公平原则和比例原则。建议《反垄断法》专章规定“垄断行为的预防”,增加执法机构事先预防和事中监管的法定职责。落实《反垄断法》的治本之策是激活公司治理机制。公司并购反垄断中的控制权认定规则应尽量对标对表《公司法》。自我预防垄断应成为大型公司的核心社会责任。     

Competitive Pressure in Transition: A Role for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rade re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on the pricing behavior of firm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policy instruments to the shaping of competitive markets. To this end, we use a rich panel data set of more than 25,000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Hungary, Poland, the Slovak Republic and Slovenia, spanning a 5-year period. We find a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firms’ mark-ups and industry protection, as reflected in MFN and trade-weighted import tariffs. The toughness of competition policy enforcement, captured by the number of final instanc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national antitrust authorities and an index developed by the EBR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f greater magnitude than import penetration. We also test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enacting major legislative amendments with regard to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studied countries, as well as for differential effects in export-oriented and 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

借助波特的“钻石模型”,从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企业、政府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支撑要素与制约因素,对如何提高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出了一些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