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及计量--以我国国有股权转让为例

本文以 2 0 0 3年上半年发生的国有股权转让交易为样本 ,以受让方是否成为第一大股东和受让的股份数量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的比值代表受让方对受让公司的控制权 ,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的私人收益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具有较高的私人收益 ,这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对中小投资者缺乏足够保护。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特征研究

控制权私人收益是衡量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投资者保护问题的重要概念。通过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时期特征、地域特征和行业特征，本文发现：随着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加强，控制权私人收益逐年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法治水平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在各行业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行业竞争程度和资产固化程度有关。     

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

本文认为,政治关联通过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而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家族化:政治关联带来的货币和非货币形式收益增加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规模,同时政治关联降低了资本市场和监管部门对控股股东通过隧道效应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监督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有激励通过家族成员介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来体现其控制权进而实现政治关联带来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而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上述论断: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度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程度正相关,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度越高,公司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数量越多、比例越高。     

我国终极控制人控制权转移相关问题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选取我国A股市场1997-2006年间发生的140起控制权协议交易作为研究样本,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的大小程度,检验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的影响因素,并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在双层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有效机制——基于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行为

本文以2011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金占用程度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高管隐性收入,以及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负债比例以及公司成长性等数据分析,研究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股权制衡度以及高管隐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对如何保护小股东利益提出相关建议.     

控制权私人收益度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实行之后,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购中控制权性质、支付手段等也受到较大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为间接衡量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占程度的指标,对投资者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文章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控制权私人收益大小的变动趋势出发,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规范及制约

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明确了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和健全董事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经营者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本文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产生和发展情况的研究指出,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股东选举董事制度、董事会议事机制以及完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市场化进程、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控制是目前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体现着大股东的侵害水平。本文分析发现其平均值比较高;不同产业中,第二三产业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较高。在内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公司经营状况越好,投资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保护;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都与控制权私有收益都呈负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与董事来源、经济关联度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业336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差异导致了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存在差别,重点体现在董事会成员的来源及与公司经济关联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董事过多地由控股股东委派会严重降低董事会独立性和公司绩效,而董事会内部其他股东单位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可以有效地提高控制权共享收益,减少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结果还表明董事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董事从上市公司领取现金报酬能够明显地促进董事会治理效能的发挥,而董事持股则普遍缺乏实际意义。同时研究发现,绝对控股结构下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动机更小,而非绝对控股结构下的董事会内部制衡和现金报酬激励对改善公司发挥更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制衡和现金报酬激励能够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而股权激励在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更具有实际意义。     

经营者控制权收益与货币报酬激励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4-2006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经营者控制权收益现状及其激励效果,并与货币报酬激励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控制权收益是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收益的主要来源,占经营者总收益的90%以上;控制权收益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地区特征,并受企业规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但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效果不如货币报酬;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报酬的激励效果均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获取途径、扮演角色及度量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不但股权高度分散的美国存在适度集中的现象,而且大部分国家(地区)都具有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控股股东不但能获得控制权共享收益,而且能获得不为全体股东享有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本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获取途径和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并对控制权私人收益进行了度量,包含:接管溢价收益、操纵股价收益和经营期间的转移收益三部分收益。     

试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Barclay和Holderness在其1989年的论文《公共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Private Benefits from Control of Public Corporations)中首先提出运用BH模型中的控制权溢价间接度量控制权私利的大小。本文在借鉴国外BH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BH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计算大宗股权转让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间的差额,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溢价水平,从而来研究公司治理与控制权收益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研究

本文对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界定,探讨了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研究途径,阐明了上市公司摄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途径及影响因素,对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研究综述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尤为严重。本文对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股权集中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体系不完善是产生利益输送行为的重要原因,而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是造成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直接动力。     

资本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溢价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资本结构决定了其独特的控制权配置,从而使我国的控制权市场较主流理论中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意义弱化了,我国控制权市场更多的表现为控制权增值的场所,控制权转移过程中成交价格与净资产值相比的溢价(或折价)即控制权溢价(或折价)反映了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对未来从控制权中获取私人收益的预期,因此,影响控制权溢价的因素是影响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预期的因素。     

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在我国,控制权私人收益是最新最前沿的话题之一,被国内专家学者关注和探讨,可供参考的文献相当有限,具有很大的可挖掘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形成机理进行系统性梳理,希望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其产生的本原和动因。     

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在我国，控制权私人收益是最新最前沿的话题之一，被国内专家学者关注和探讨，可供参考的文献相当有限．具有很大的可挖掘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形成机理进行系统性梳理，希望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其产生的本原和动因。     

金字塔结构、法律环境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2005-2007年间发生控制权转让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控制层级与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正相关,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研究表明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条越长,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而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够抑制其超控制权收益的水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应采取政策措施推进控股股东缩短控制链条,发展核心能力,既能有效降低控股股东的超控制权收益,也有利于促进其获取合理收益;同时应进一步落实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改善执法效率。研究还显示对最终控制人较高的股权制衡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     

控制权私利与公司效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对于控制权私利是否导致公司无效率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以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溢价为控制权私利,以公司业绩变化、投资政策和财务政策变化三类指标来衡量公司效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1997-2005年间的控制权交易样本数据,实证结果发现,在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与公司效率正相关。     

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我国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更多地采取分离收益权和控制权(投票权)的做法来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分析发现大股东在企业内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分离度越大,控制权越大,选择私有收益越大而总体收益相对较差的投资项目的激励越大。企业这种投资行为的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从而也降低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