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脆弱性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设计的经验证据

家庭既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也是金融决策行为的决策主体。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直接影响家庭当期的经济活动,同时又会影响到未来家庭的整体福利。本文利用2014年CFPS微观数据,对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对消费福利的影响进行了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健康状况会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贫困分布;个人受教育水平、家庭的人口规模、是否有房贷支出、保费支出比重、社交资源则与家庭贫困分布显著负相关,其中越贫困的家庭社交资源、人口规模、保费支出占比的影响越大。     

社会资本能够降低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吗

脆弱性能综合反映家庭贫困和因各种风险所导致的消费波动性。基于对家庭脆弱性的定义和效用函数形式的设定,使用ＣＦＰＳ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度量,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针对农村家庭亲友间频繁的送礼现象,尝试把礼金支出额作为家庭脆弱性模型的解释变量之一,计量结果表明：以礼金支出额为代表的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中国农村家庭的脆弱性。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效果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医疗保险反贫困的有效性,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就贫困广度、深度和脆弱性等多个方面对城镇居民医保的反贫困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研究发现:医疗保险政策能够增加参保者的医疗消费,有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从而起到积极的减贫效果;实践中城镇居民医保政策对贫困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效应,使贫困脆弱性减少5％～8.5％,对受到大病冲击的家庭,在抑制因病致贫问题上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但对受到慢性病困扰的家庭,其减贫效果有限,精准性与预期存有差距.     

农村老龄家庭贫困脆弱性特征与社会保障水平关联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四次调查数据,选取445份农村老龄家庭样本对老龄家庭脆弱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老龄人口收入及遭遇的风险对其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家庭非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养老金收入、医保参保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变量与家庭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退休金收入与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下一步,应当建立精准识别老龄脆弱性的瞄准机制,强化社会保障的作用以及建立动态的脆弱性监测评估机制。     

医疗保险、贫困与家庭医疗消费——基于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的估计

医疗保险和贫困是制约个人和家庭医疗消费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医疗公平的重要原因。依据2007～2010年9城市家庭跟踪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方法,就医疗保险、贫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险显著释放了家庭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的提高;贫困因素显著抑制了家庭医疗消费,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越少,特别是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更少;城市的农村户籍低保户获得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医疗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相对水平的作用存在城乡差别。     

家庭资产、保险制度与扶贫开发

本文采用基于资产的方法,运用随机动态规划技术,建立考虑风险和贫困陷阱的动态家庭资产模型,通过分析投保前后家庭行为决策变化,探讨其是否会选择加入保险计划,以及商业保险如何影响这些家庭的风险处置策略,进而研究保险在扶贫开发中的制度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保险是一种防止脆弱性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的有效制度安排;保险价格和政府补贴对脆弱性家庭的脱贫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以及推进可持续性的小额保险制度,可促使家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风险处置策略,帮助其实现脱贫致富.     

公共转移支付的城乡减贫效应差异分析——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脱贫攻坚任务到了“要啃硬骨头”的阶段,作为传统减贫手段之一的公共转移支付还能否有效发挥城乡家庭多维贫困减缓效果成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就财政支出中的公共转移支付能否减缓城乡家庭多维贫困状况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2010年至2016年间的四期CFPS数据,基于A-F双临界值法识别出城乡多维贫困家庭,控制了户主和家庭特征变量,以政府补助额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Logit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增加家庭医疗、教育支出和现金存款的方式有效减缓农村家庭多维贫困,但是对于城市贫困家庭却不尽理想。为了减缓城乡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本文提出了增加公共转移支付额度、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重点应该偏向农村贫困家庭、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补助等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作用。     

什么引致了农村居民贫困风险——来自贫困脆弱性测度和分解的证据

对贫困风险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更具前瞻性地推进精准扶贫。采用CLDS数据测度了表征贫困风险的贫困脆弱性,采用基于R²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了引致因素及贡献度,并运用Order Probit模型考察了贫困脆弱的转换动因。研究发现,个体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从事非农工作、迁移,以及家庭获得融资都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但父辈劣势的代际传递会提升贫困脆弱性;个体在教育、非农就业以及健康方面的差异对贫困脆弱性贡献最大;有9%和24%的个体分别经历过持续性脆弱和暂时性脆弱,健康冲击是导致转换到（或持续陷入）贫困脆弱的重要原因。因此,系统性的扶贫策略需要在当前促进贫困群体的非农就业,并持续通过教育和健康扶贫来阻断贫困陷阱。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在,而大病保险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采用CFPS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FGLS法构建相对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相对贫困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大病保险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经济补偿效应及资本积累效应方面进行作用机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能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大病保险对低收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政策效果更好,且减少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大病保险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之一,由此可见大病保险存在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和经济补偿效应。     

基于微观数据的城乡家庭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在选取微观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从食品消费、居住消费、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五个方面比较了城乡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研究表明城乡家庭在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上存在较大差距。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强对建材市场的规划和管理、规范农村住宅审批机制、生产面向农村市场的经济实用的产品、大力发展农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启动农村医疗消费来促进农村消费,提升农村消费水平,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 U 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家庭债务对消费支出的非线性影响——兼论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可行性

运用201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家庭债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测算家庭债务的合意规模。研究结果发现,家庭债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住房债务。当债务规模较低时,家庭债务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消费支出;而当债务规模较高时,流动性约束的缓解作用会弱化或转向抑制。异质性分析表明,非住房债务提升消费,适度负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容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的消费支出。进一步地测算出家庭债务收入比的阈值是133%,债务GDP比的阈值是57%。当前我国家庭债务处于合意规模区间,而部分省份的住房债务远超阈值,这需要引起警惕。综合来看,非住房债务规模和比重可以适当扩大,我国居民部门还有结构性加杠杆的空间。上述发现对促进国内大循环,防范债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城乡差异视角下养老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CS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ELES模型分析养老负担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养老负担降低了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养老负担对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地区有养老负担的家庭在食品和居住项目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没有养老负担的家庭,而农村地区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城镇有养老负担家庭在家庭设备、交通通信以及文教娱乐项目的消费上比农村家庭更富有弹性,城镇家庭的抗养老压力能力比农村家庭要强。     

城乡医保一体化制度政策效果的DID实证分析

利用CHARLS2015和2018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实施城乡医保一体化制度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城乡医保并轨政策对于居民自付医疗费用比例和贫困脆弱性的降低影响显著,而对于自付医疗费用的降低影响不显著;总体来说,该政策对减轻居民医疗负担、减少因病致贫或返贫有较显著的积极作用。     

男性退休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吗——基于家庭生活消费视角的CHFS新证据

利用CHFS 2015—2019年的追踪数据，构建家庭生活消费的分层指标，研究新时期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一级维度指标物质生存消费和精神发展消费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同时，男性退休显著增加了家庭食物、衣着、文娱和旅游消费支出，说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及其一级维度指标的显著影响具有特定经济意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家庭收入/储蓄较高、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家庭结构表现为丁克家庭时，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