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 U 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1991-2009年大米生产与消费的相关数据,在对大米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估计的基础上,运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1991-2009年期间,价格波动导致农户短期生产福利为26．79亿元,农户短期消费福利为-68．17亿元,农户短期总福利累计为-41．36亿元;农户长期生产福利累计为27．43亿元,农户长期消费福利累计为－18．93亿元,农户长期总福利累计为8．51亿元。大米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的相对值决定农户总福利效应。当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大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时,农户福利得到改善;反之,农户福利恶化。大米价格变动的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与短期福利效应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优于短期福利效应。     

农户借贷行为及其收入效果研究——基于贵州省望谟县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笔者在调研中所获取的数据对农户的借贷行为及其收入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贷款主要是农户之间的友情借贷,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同时,农户的贷款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了消费,特别当发生了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时,其贷款会大幅增加,其临时性的高额支出、日常生活支出以及外出打工的支出都对农户的借款数额有显著的影响;另外,生产性借款数额对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种植业收入以及外出打工经商收入有显著影响。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研究——基于粤苏浙三省的相关情况分析

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对扩大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意义重大.基于粤苏浙三省的分析表明,人均收入、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老龄化等是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健康服务和产品特别是非医疗性健康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居民健康消费意识较为滞后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城镇居民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及医疗保健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均偏低,表明中、高收入人群的医疗保健消费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要采取多种措施,有效促进城镇居民的医疗健康消费.     

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变迁分析

本文利用福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结构相关数据,以ELES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为理论基础,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三年的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做出定量分析比较,并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预算份额、基本需求支出、收入弹性与自价格弹性五个方面对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迁展开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给出相关建议。     

如何从收人拉动广东省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

农村医疗保健消费不足是目前农村居民消费一个突出的问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它是抑制农民医疗保健支出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控制医疗费用过度上涨外,更根本的是要提高广东省农村居民收入。由于不同类型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消费增加有所不同,要有效提升医疗保健支出,必须有针对性地提高与医疗保健支出相关性较大的收入部分的份额。本文通过对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挖掘出与医疗保健支出相关性较强的收入方面,通过提高该部分收入达到进一步促进农民提升医疗保健消费的目的。     

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对ELES模型和AIDS模型从模型推导、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ELES模型研究了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各项服务性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利用AIDS模型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服务性消费结构和服务消费价格弹性进行了动态分析,并在现实基础上从稳定服务消费价格、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     

新农合如何影响参合农户医疗消费：路径分析与实证研究

新农合可通过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诱导需求来影响参合农户医疗消费。当ＣＨＮＳ调查数据排除掉新农合逆向选择问题时,道德风险和诱导需求则共同决定了参合农户医疗消费,那么,系统地研究新农合道德风险对参合农户医疗消费的影响,就可以间接推导出诱导需求对参合农户医疗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农户因参加新农合而降低了健康保健与疾病预防,导致患病率略有上升,医疗服务需求小幅上升;另一方面,农户因参加新农合而能够及时就诊,其避免小病拖成大病所降低的医疗消费量,相当于农户因新农合承担部分医疗消费而增加的医疗消费量,由此可知,参合农户增加医疗消费的幅度较小。因此,大幅上涨的医疗消费归因于医生诱导参合农户消费更多医疗服务,并且诱导需求主要发生在医治小病（门诊治疗）领域。     

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及其趋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卢茨的ELES模型,对三个年度的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以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降,2001年的值低达0.5195,但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仍占据最高位;基本需求分析表明,居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支出呈递增趋势,2001年还有20％的低收入户的实际消费支出没有达到基本需求;收入需求弹性分析说明,杂项商品的需求弹性三年都高居首位且呈上升态势,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的弹性都有趋于下降的趋势。最后,本文提出了对应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调研问卷为基础,从农户行为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兵地不同体制、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就业环境对新疆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特征中,16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家庭在校子女数、家庭实际作物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影响显著;个人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对农户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不同体制下,地方农户相比兵团职工非农就业意愿更高;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仅“是否了解小额信贷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就业环境因素中,距离乡镇集市的距离对农户具有负向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培训农户职业技能,减少兵团对职工外出务工的约束,增强金融机构在农户自主创业过程中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我国农户消费理性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偏自相关函数(PACF)、DF检验、工具变量法(Ⅳ)等分析方法,对农户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农户消费在统计上是符合随机游走假说的,但实际上有0.223的偏差,1阶滞后以后的农户消费对当期消费仍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在农户消费的增加额中,有47.6%来自农户当期收入的增加,有52.4%来自农户持久收入的增加.因此,虽然理性都是有限的,但与西方典型消费者相比,我国农户呈现出了更多"有限理性"的特点.针对我国农户消费行为,为了开拓农村市场,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完善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基本需求支出对总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在等级需求中,最低生存商品的跨期替代弹性最小,因此,绝对贫穷的消费者不能较大地改变消费以获得跨时激励的好处,其增加的收入将大部分用于增加现期消费。通过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1992—2002年的基本需求支出,可看出,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家庭的收入长期低于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水平。     

城乡医保统筹对居民医疗负担的影响——基于城乡差别的视角

利用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城乡医保统筹制度对居民医疗负担的影响。结果显示,推行城乡医保统筹制度会促进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但并不影响该群体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保统筹政策减轻了农村中等收入居民的医疗负担,而农村高收入群体和城镇居民受经济约束程度较低,医疗消费几乎不受医保政策的影响。按医疗支出分组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城乡医保统筹并不能为重病户分担就医压力。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应当重点关注贫困和重疾病家庭,减轻重负担人群的就诊压力,避免因病致贫的发生。     

陕西、宁夏、四川三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2009年陕西、宁夏、四川三省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组的消费结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对其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支出、收入弹性、价格弹性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其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     

基于AIDS模型的入境旅游者消费结构和消费选择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通过构建AIDS模型,对杭州市2000-2012年入境旅游人均天花费构成比例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12006年是杭州市旅游消费结构的转折点,2006年之前入境旅游者用于基本旅游需求的支出比例逐年递增,而2006年之后却出现递减的趋势。2当所有价格都增加相同比例时,入境旅游者在基本旅游需求方面的消费将增加,但该消费是以牺牲非基本旅游需求消费为前提的。3从支出弹性来看,入境旅游者用于基本旅游需求消费的支出弹性都较为稳定,而非基本旅游需求消费受总支出年份波动影响较大。4从非补偿价格弹性和补偿价格弹性来看,无论是基本性旅游需求或非基本性旅游需求,入境旅游者对其自身价格的变化整体上都较不敏感,但非基本旅游需求往往与基本旅游需求存在互补关系,而基本旅游需求的替补关系多发生在内部。     

医疗保障制度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一个动态模拟研究

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基础。居民的医疗支出和医疗保障对其消费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动态优化模拟的方法,定量模拟分析我国城市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医疗保障能够通过增加家庭生命周期消费的潜在资源来提高家庭应付未来意外事件的能力,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储蓄的不利影响。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