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修订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银行2016年至2020年的半年度数据,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修订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修订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准则的修订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目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修订通过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和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银行规模、银行市场竞争和资本监管压力在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修订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拓展性检验发现,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修订在抑制银行个体风险承担的同时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修订版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性错配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本文利用25家上市银行2009～2020年的股票交易数据,采用?CoVaR模型,测度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流动性错配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流动性错配显著提高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流动性错配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当流动性错配程度提高时,非国有银行系统性风险随之上升,而国有银行没有显著变化。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流动性错配主要通过银行个体风险和关联度渠道,提升银行系统性风险水平。本文研究结果为监管部门优化流动性监管、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支撑。     

零售转型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吗?

本文基于2007年第1季度—2020年第4季度中国37家上市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零售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售业务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较高的银行,零售业务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零售业务能够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银行间关联性,从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区分零售业务类型发现,除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外,其余类型的零售业务均能够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资产证券化与银行个体风险——基于微观与宏观的联动视角

本文选取2012-2019年间我国30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实证考察资产证券化对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资产证券化显著降低了银行稳定性，增加了银行个体风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道德风险与银行间产品互持的联合效应将由“系统性风险联动机制”间接影响到个体银行；但杠杆率提升与银行间负债关系对银行风险的联合负面效应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在不同银行主体间存在异质性。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多项检验后仍是稳健的。     

资管新规、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的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以2018年资管新规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方法对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规模越大的银行在资管新规实施后其系统性风险降低越显著;异质性检验显示,国有控制、高存贷比的银行受资管新规政策影响更大,系统性风险下降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通过提高贷款质量和资本充足率的路径可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基于边际效应的银行个体系统性风险贡献测度研究

本文使用系统性风险β值法度量我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上市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单个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不仅取决于系统性风险β值,还受到其个体风险值的影响。总体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β值高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和影响也较大。但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尽管β值较小,一旦个体风险值急剧增加,其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也可能超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因此,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既要关注那些系统性风险β值大的银行,也要关注个体风险值可能出现剧烈波动的中小银行。     

信用风险转移与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扩展的CAPM模型,测算了贷款转让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进行贷款转让之后,系统性风险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四大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水平比其他商业银行的提高更为明显。系统性风险水平的提高来自于商业银行与市场相关性的提高,银行个体的风险水平是下降的。银行通过贷款转让行为将个体的风险转移到市场中去,提高了市场相关性,因此提高了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应仅将监管重点置于银行个体的风险暴露水平,亦应重点关注银行个体行为对市场整体风险水平的影响。     

债券投资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系统性风险分解的视角

作为我国商业银行最重要的非信贷资产业务,债券投资如何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理论分析表明,债券投资对系统性风险的综合影响取决于其个体风险分散效应和系统关联性提升效应孰强孰弱。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2008-2018年25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实证检验债券投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债券投资同时具有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增加银行个体与系统关联性的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对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而言,债券投资的个体风险分散效应较弱、系统关联性提升效应较强;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持有较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债券时,债券投资的系统关联性提升效应较强。本文研究对于监管部门协调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防范债券投资业务引致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32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冲击”和“传染”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连续性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减弱银行个体与系统的关联性进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连续性降低了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减弱了银行间接关联程度而非直接关联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和货币宽松时期,政策连续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大,并且本身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的银行,其系统性风险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越大。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的连续性上升均能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中货币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力度最大。     

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溢出——基于理财产品视角

本文从影子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理财产品切入,基于2006-2016年我国上市银行理财数据,使用条件在险值(CoVaR)和边际期望损失(MES)模型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基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理财产品的风险溢出情况及其发行量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确实会带来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该效应主要来自于银行业务规模及自身风险,并主要通过理财产品业务的期限错配和刚性兑付进行传导。     

房产限购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颁布房产限购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限购政策有效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通过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缩小借贷规模,进而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融资约束越大,房产限购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作用力越强。该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入实”,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基于MES方法的分析

运用边际预期损失(MES)方法,通过DCC-GARCH模型和非参数估计计算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边际预期损失,并结合资产规模和杠杆率等因素度量各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资产规模、杠杆率和边际期望损失都是决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但我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总体表现为:规模越大的银行,系统性风险也越大,即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最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最小。此外,三类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随时间呈不同的变化趋势。     

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存款负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水平,这一效应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同时,银行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资本充足率门槛效应,即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时,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较低,但超过门槛值后,银行对负债结构的调整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进行主动负债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     

商业银行资本、流动性监管与风险防范效力

商业银行资本与流动性监管是维持银行审慎经营的重要支柱。本文选取2007-2020年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资本与流动性监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均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但二者未能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银行监管约束的作用机制为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与杠杆率,削弱个体银行与系统之间的关联,从而抑制系统性风险。在资本监管与不同流动性监管指标的组合下,净稳定融资比与资本监管政策的组合效果最为明显。随着监管压力阈值的增加,资本监管与流动性监管的协同效应表现不佳,监管约束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更加有效。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优化审慎监管体系结构、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供参考。     

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是否会增加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影子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区域,其是否会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以及如何影响系统性风险是金融部门监管、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要依据。本文选取2007~2017年的季度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影子银行业务规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规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为非线性的U型关系,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较低时,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超过一定水平后,将扩大银行系统性风险。最佳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为0.315万亿元至0.4万亿元之间。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合理引导影子银行业务方向和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双支柱”调控框架、影子银行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越紧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越强,且同一方向的两种政策具有相互加强效应;不同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应存在差异:两项政策同时紧缩的抑制效应最强,货币政策紧缩而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调控效应次之,货币政策宽松而宏观审慎政策紧缩的效应稍弱,两项政策同时宽松效应最弱;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遏制影子银行的扩张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     

业务多元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系统性风险分解视角

以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的28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基于系统性风险分解视角，实证检验了业务多元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与个体风险存在正“U”形的非线性关系，与关联性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正“U”形的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规模对业务多元化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我国上市银行系统关联性研究——基于方差分解的网络拓扑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系统性风险成为理论界与监管当局的重点研究领域。本文使用2013年11月至2016年9月间我国16家上市银行股价日波动率数据,通过广义方差分解模型(GVD)得到我国上市银行系统关联性矩阵,进而得到描述系统及机构间关联性的网络拓扑图。研究发现,我国上市银行系统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的网络特性,并且在样本期间内,上市银行的机构关联性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股灾之后,我国银行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在短期之内不但没有得以消化,反而累积了更多的风险。因而,监管部门在现今阶段不能放松警惕,而应该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汇率风险管理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中的境外交易特征,考察了汇率波动对该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风险使银行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加大了银行同业拆借的系统性风险.最后文章就如何提高银行监管效率、降低银行系统性危机传染风险等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