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抑制了人民币国际化吗?

本文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以及利用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F)发布的全球化指数,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路径实证研究了逆全球化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变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逆全球化趋势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基本面因素进而抑制人民币国际化,且近年来的态势愈发严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常项目下,逆全球化可通过影响中国的贸易进出口和贸易结构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影响;在资本项目下,国际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品投资均是逆全球化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其中,逆全球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抑制作用在早期主要通过经常项目渠道传导,而近年来逐渐向资本项目渠道延伸。此外,制度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抵御逆全球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负面冲击。     

外部需求冲击、美联储政策取向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部需求冲击与美联储政策取向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及最优政策应对机制。研究发现:(1)美联储政策取向对中国通货膨胀具有重要影响,也相应影响中国货币当局最优政策选择。(2)若美联储为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者,则"浮动汇率+利率规则"是中国最优的政策选择;若美联储为强硬反通胀的政策制定者,则固定汇率制度是中国最优的政策选择。(3)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可信性是决定中国最优政策选择的核心,增强政策可信性并建立强硬反通胀的政策声誉能够稳定中国的通货膨胀。(4)汇率制度选择并不必然遵循由固定到中间再到浮动的唯一路线,中国货币当局应根据外部冲击、美联储的政策取向做出具体选择。本研究不仅能够为中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优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能够为全球量化宽松背景下以及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时,中国最优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雪灾后的真正忧患

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般是暂时的,但冲击消失之后经济应该有一种回归的趋势。2008年初的雪灾为人们又增添了一份忧虑,主要是担心这次雪灾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事实上,雪灾对中国经济只是一次局部的,短期的外部冲击,因为     

全球金融周期、经济韧性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全球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基于坚持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本文研究全球金融周期进入衰退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韧性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首先,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全球银行、国内银行及国内企业的理论模型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以全球不确定性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周期衰退（即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经济韧性提升能够缓解该负向影响,更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进一步缓解该负向影响。其次,基于微观数据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出有显著负面影响,中国经济韧性提升能够缓解该影响,包括贷款价值比、贷款损失准备要求、针对特定交易的税收要求、区分不同货币的储备要求等宏观审慎政策更严格能够进一步缓解该影响。基于宏观数据的分位数向量自回归（QVAR）模型结果表明：全球不确定性冲击会给中国经济周期带来负面影响,当中国经济韧性处于较低分位数时影响更大,而更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缓解上述负向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政策建议,长期应更加关注通过提升经济韧性来应对全球金融周期的不利冲击;短期应侧重宏观审慎政策的合理使用。     

突发事件的经济冲击与宏观政策效果模拟 ——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将作为外部冲击的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其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情况,并模拟了在无政策干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四种情景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但长期看,社会总需求和通货膨胀受到的影响并不明显,对就业的挤出效应持续时间则较长.同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会产生"政策叠加"效应,促使宏观经济更快复苏,但长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

企业金融化反映了微观层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复杂的联系.以2010-2018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及传导渠道.结果 显示:企业金融化与短期业绩是正相关关系,与长期业绩是负相关关系,并在短期通过逐利渠道、长期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同影响;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随着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和地域位置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融资约束以及高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改善甚至扭转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业绩的负向影响,高企业社会责任则相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化影响企业业绩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冲击?北大核心CSSCISSCI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经济的过度波动。2008年第四季度,在外部冲击与国内经济周期调整和结构调整压力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深幅调整,经济的过度波动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外因素的关注与讨论。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究竟是源于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冲击呢?本文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外部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度相当高,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国内经济市场化演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并不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即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来自外部冲击而非内部调整。     

碳定价、双重金融摩擦与“双支柱”调控

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双重金融摩擦和“双支柱”政策的DSGE模型来探究碳税和碳交易这两种碳定价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长短期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种碳定价政策均会导致经济在短期出现一定衰退,但在长期则有助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达到更高的均衡水平;(2)在面对碳排放技术冲击时,相比碳税政策,碳交易政策下,碳价大幅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在碳交易市场中对碳价设定上下限,可以有效地减轻碳排放技术冲击所导致的经济波动;(3)面对气候政策冲击,包含金融部门风险规避的双重金融摩擦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4)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结构性供需不平衡会引发一定的通胀现象,但此时货币政策不宜对通胀做出过多反应,而应刺激产出,支持绿色发展,推动供需平衡,从根源上解决通胀问题。引入“双支柱”调控后发现,考虑到经济转型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能显著减弱气候政策所导致的经济波动和金融不稳定,提高居民福利。     

外部失衡是否导致了全球化进程受阻?北大核心

全球失衡被认为是引发“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但聚焦于经常账户的贸易失衡难以反映真实的失衡状况。本文同时将金融失衡和贸易失衡纳入综合性外部失衡指标,选取1985—2018年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探讨一国外部失衡对其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外部失衡的加剧显著降低了其全球化参与程度,进而阻碍了全球化进程,这一阻碍作用更多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层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失衡对全球化的抑制作用在中高收入、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经常账户处于持续性逆差和沿海经济体中更为稳健和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一国外部失衡会通过贸易和金融活动限制渠道引致其“逆全球化”行为。本文研究为探寻和理解引致“逆全球化”行为的原因提供线索,有助于从“贸易调节”和“金融调节”层面合理引导一国全球化参与行为,并为遏制“逆全球化”行为提供相关政策启示。     

本轮国内价格波动的外部冲击因素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外部冲击通过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货币冲击三条渠道对国内价格波动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外部冲击导致国内价格波动的背后,反应出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增长方式不合理、资源价格和汇率弹性需进一步增强等深层次问题。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通货膨胀?——基于作用机理和动态特征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给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通货膨胀，其作用机理如何，对把握数字经济的宏观效应、研判中国通货膨胀长期走势及改进宏观调控政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借鉴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实际，总结梳理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产品及服务价格低增长、生产率提升、电商平台竞争三个渠道抑制通货膨胀，并使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及其三个影响渠道在中国基本得到了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产生了抑制作用。同时，本文还利用VEC模型分别模拟线下价格指数、线上价格指数和两者加权平均的综合价格指数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线上销售的扩大增强了整体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本文结论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走势、改进价格指数的统计核算、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等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黄金价格的影响研究--基于政策宣告时点和政策实施区间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黄金作为重要的金融资产和储备资产,其价格一直深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而2008年至2013年期间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更是对黄金价格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效应。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QE政策可能影响黄金价格的信号渠道、资产组合平衡渠道和流动性渠道,随后应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QE政策宣告事件对黄金价格的短期影响,并进一步应用滚动回归考察了QE政策对黄金价格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QE政策宣告对黄金价格有明显的影响。从长期看,QE政策分别通过作用于信号渠道、资产组合平衡渠道和流动性渠道,而对黄金价格产生了时变冲击效应。     

新冠疫情、宏观经济稳定与财政政策选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嵌入各类财政政策的DSGE模型,探讨了在面对新冠疫情引发的总需求与劳动需求下降两大不利冲击时,我国财政政策在短期与长期的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公共风险,劳动需求疫情概率冲击所造成的宏观经济衰退幅度大于总需求疫情概率冲击.为应对疫情冲击,在短期,更加关注产出缺口的资本收入税与消费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产出与缓解失业效果最优,而在长期,更加关注债务缺口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消费税与劳动收入税政策则有利于消解前期积聚的政府债务风险并减轻长期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此,在短期,应扩大政府消费,加大对"新基建"与公共卫生等短板领域的生产性投资,并对微观主体减税,而在长期,则需注重发挥转移性财政支出、消费税、劳动收入税等政策对债务风险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不确定性的视角北大核心

金融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金融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国际金融危机时间窗口后结论依然成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实物期权为主渠道不同,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金融摩擦为主渠道,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信贷可得性抑制企业投资;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订稳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不确定性、利率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基于TVP-VAR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TVP-VAR模型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利率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联动关系并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时点的脉冲时变特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利率波动先上升后下降以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下降,短期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效果更为显著,冲击程度明显大于长期。因此,应通过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健全利率市场化机制和加强实时监控等手段增强吸纳和缓冲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     

深化内循环的逻辑理路及中国经济改革核心

中国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作为重大战略部署.以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进一步深化内循环,其现实逻辑是逆全球化的外部冲击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此,经济改革要对内部循环进行"疏堵",核心在于做好需求端之"消费"文章和供给端之"创新"文章.建议通过城乡融合、调整消费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等深化需求侧改革,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制度设计、营造创新氛围等疏通供给侧在关键领域存在的核心技术缺失等"堵点"问题,明确深化内循环是通过改革与创新促进经济更好地"双循环".     

疫情下的中国经济

新冠肺炎作为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的覆盖面之大、经济活动影响之剧烈,都是历史上少有的,尤其是对处于转型升级、提质降耗的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不容忽视。短期冲击与政策应对短期来看,当国中国经济的宏观运行处于典型的"突发冲击—政策应对"框架之中。由于严厉的隔离措施,疫情不仅对中国内需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外部需求也出现了较大的下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迅速推出了一揽子计划。     

从不确定性看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自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加征关税以来,我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急剧增加。根据经典经济理论,不确定性会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通过对逾5000种我国出口产品进行数据分析,旨在厘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美国加征关税会对我国出口产生相反的影响,体现为不确定性会减少出口、抬升价格,而美国加征关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抢出口"和短期价格降低。当务之急是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战胜短期困难,增加进出口商对市场的信心,从而有利于稳外贸。     

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的意义和风险

适当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继续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中国外部经济的长期均衡;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中外脱钩风险;有助于企业和个人在国际进行投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选择。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在于:中国经济将更容易遭受各种外部冲击;国内外金融活动的联动将会显著增多;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将会趋于激烈。稳步推进中国资本账户扩大开放的政策建议:实施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区间。     

劳动保护、社保压力与企业违约风险——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的政策冲击所造成的准自然实验情境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对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保护加强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违约风险显著提升了约1.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劳动保护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渠道,发现劳动保护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性负债水平,并最终提高了违约风险。此外,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较高、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和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劳动保护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劳动保护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评价《社会保险法》的政策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本研究可为"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制定政策减免企业社保支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