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作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垂直专业化指数进行了测算,并运用1992-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实证研究了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有效地促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而且这种升级效应在初期效果显著;尽管这种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但升级效应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     

中国产业集聚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关系研究

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互动机制三个核心因素——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运用中国12个制造业行业1993²011年数据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结果支持二者互动关系的存在及核心因素的作用。     

要素价格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我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一,要素价格的变动必然影响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模式及地位,由此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使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对劳动力、资本及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上涨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价格上涨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为显著的负效应,但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对我国如何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

本文从垂直专业化分工角度出发,全面考察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对一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目前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思考,认为长期内我国应该注重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研究——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分析

运用Hummels等人的研究方法,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整体变化趋势、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分工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制造业内各行业具体在国际垂直专业化中的参与情况这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现状。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我国的分工地位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国际分工的深化,是同一产业或行业内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国际分工。基于比较优势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其表现形式是包含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其分工和贸易模式是可预测的。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是进口半制成品并加工装配成消费品,然后出口,其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应探究

当前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联系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品的直接进出口,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而这种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融入到世界经济中,自然也不可能不受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成为了许多跨国公司的加工厂,然而现在的中国只能参与产业链中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部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失,因此中国正面临着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传统优势丧失而新优势尚未建立的阶段。本文主要就国际垂直专业化产生的动因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阐述,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如何适应国际垂直专业化产生的挑战提供了建议。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研究

垂直专业化在近几十年迅猛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导致运输成本、通讯成本和数据处理成本的大幅降低;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出口加工政策降低了垂直专业化的成本;企业面对的市场供求实时化和市场竞争的复杂性是企业参与垂直专业化的内在驱动力.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贸易所得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本文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了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要素价格、产出效应、贸易条件、一国福利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时应着力提升产业层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促进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产业升级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分析

文章在对1997～2006年10年间我国制造业产品内分工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要素禀赋特征和附加值特征,认为产品内分工主要发生在我国制造业中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但劳动要素优势仍是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在获取更高附加值的利益驱动下,我国制造业内的企业会自主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从而有助于我国制造业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的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垂直专业化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垂直专业化驱动因素的四个重要假说,并选取中国高技术产业1995—2008年三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的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本密集度、外向度和市场规模是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交易费用下降驱动着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各驱动因素对垂直专业化的贡献可能存在着行业差异性。     

国际垂直专业化中污染工序转移研究——以我国为例

文章从工序的视角,以我国为例来研究国际垂直专业化中的污染工序转移问题。国际垂直专业化中研发和营销的污染强度比较低,生产的污染强度比较高,从而形成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发达国家有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工序的动力:劳动力不足和环境管制严格;而发展中国家存在承接污染工序转移的条件:劳动力丰富和环境管制相对松弛。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和行业面板数据,验证了国际垂直专业化中污染工序向我国转移的存在。因此,我国一应积极推行技术创新,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承接、发展清洁工序;二应适当强化环境管制力度;三是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对我国的环境援助。     

垂直专业化与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以Hummels et al.(2001)的测算方法为基础,利用OECD提供的我国1995-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垂直化水平,并用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了垂直专业分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通过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贸易、人才流动和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效应,对制造业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的区别。     

金融发展促进太原市制造业优化升级研究

通过研究太原市制造业面临的主要困境,发现金融支持不足是其破局路上的重要阻碍。现以太原市为例,重点研究其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优化升级存在的问题,并选取太原市2000-2017年的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促进了太原市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最后从金融机构方面、资本市场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由此更好地助力中国制造2025的建设。     

国际外包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

国际外包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产品内分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正逐渐从垂直FDI为主导向国际外包为主导的方向演变。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国际外包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并快速切入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条。通过调整产业升级思路、提高交易制度的效率、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和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实现国际外包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基于产品内分工的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理论假设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提出了影响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三个假说命题.利用我国制造业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假说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对所有类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总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总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国际分工参与程度除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外,对总体制造业及其他类型制造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价值链模块化、国际分工与制造业升级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美、日、欧等国的计算机、电子、汽车以及通讯设备等制造业领域先后出现了“价值链模块化”的趋势,这不仅加速了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调整,还有力地带动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应该抓住世界制造业价值链模块化的机遇,积极参与到国际制造业高端价值环节的分工中来,以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     

我国各行业国际产品内贸易发展水平——基于垂直专业化指数法的测算

当前国际产品内贸易发展水平的测度主要包括联合国广义分类法(BEC)、加工贸易替代法以及垂直专业化指数法(VSS)。以VSS方法计算的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部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国际产品内贸易水平都呈下降趋势;高技术部门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内贸易水平提升较快;服务贸易内各行业的国际垂直分工也有大幅度提升。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30个省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得出以下结论: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U"型的影响关系。另外,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表现为"U"型的影响,而工业污染源治理则能够更好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通过对不同创新能力地区的回归分析发现,对于创新能力高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对于创新能力中等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与污染治理投资都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关系,但排污费抑制了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创新能力较低的地区,只有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正"U"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