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双边贸易成本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文章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边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合并后的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间中国与全球100个东道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整体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上述发现意味着"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预期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涵义是,降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应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

战后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无论是在世界经济层次.还是在国家(母国与东道国)层面,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本文将区分世界总体、东道国和母国来深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文献综述

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FDI。母国商业银行主要出于跟随客户等因素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由于投资的形式不同，面临的风险也不相同。对东道国而言，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对其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性都会产生影响和一定的负面效应，并使东道国的金融监管当局面临挑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中国对重要8国投资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2010—2019年中国对8个重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根据引力模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会抑制投资母国对该国的投资,而投资母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促进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后提出相适应的投资母国的建议。     

论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互补性

<正> 一、环境变化与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转变 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互补性源于直接投资具有的能够诱发母国和东道国进出口的效应。诱发效果的产生与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的供销行为密不可分。以出口为例,当国外生产能够诱发母国     

直接投资、技术差距与技术转移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间技术转移起着关键作用,一般来说,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对这一过程影响重大。本文探讨技术差距的大小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战略决策的影响,以及东道国技术水平高于母国情况下的技术转移过程。后者是近年来的新发展,值得重视。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防范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国有化,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母国方面要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母同与东道国之间签订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东道国方面通过宪法或外资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对跨国公司本身应区分投资前期、投资中期、投资后期,有所侧重地进行防范.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出于不同的投资目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有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投资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不同，而我国是一个利用国外直接投资的大国，因此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十分必要。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研发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数理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在国际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该数理模型重点对Cohen & Levinthal的"吸收能力"理论作了扩展,将母国研发支出的"双重身份"扩展到"三重身份"。随后本文使用OECD国家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1)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研发溢出可以促进母国技术进步;(2)母国的研发存量和东道国研发溢出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替代作用"为主;(3)通过"门槛回归"发现,随着母国研发存量的增加,该"替代作用"逐渐增加,但是其增幅较为微弱。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对待曲线”：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种策略分析

“对待曲线”：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种策略分析姚克彪按照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东道国要吸引外商前来进行直接投资，就必须给予外商一定的优惠条件，以保证其在东道国的投资比在本国投资更有利。但是，东道国对不同的外商，应有不同的策略。为此本文尝试着设计出...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出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经过对中国全国范围内及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在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间正相关,而最近8年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一线城市"及沿边省份呈微弱负相关,其余省份为正相关。文章提出应针对不同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并加强适龄劳动力可就业能力培养,以进一步减小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区域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规划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FDI流量流向决定的一般性模型,将影响投资决策的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区位因素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模型同时分析了投资流向选择和流量选择,并证明这两种选择具有一致性。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1)作为投资母国的政府应构建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核心竞争力,了解投资国区位因素及其子因素的特点;(2)作为东道国,应为投资制定稳定开放的政策,创造宽松灵活的软环境,提高服务水平。     

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R&D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一组数理模型分析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R&D投资模式选择。文章发现跨国公司的R&D投资额及基础型R&D投资倾向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科技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国内企业R&D投资以及跨国公司母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正相关。当在东道国R&D投资较少时，跨国公司一般不进行基础型R&D投资。但是，一旦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基础型R&D投资之后，其基础型R&D投资倾向将随着R&D投资额的增大而不断增大。     

母国措施及其国际模式构建探析

母国措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特别是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母国措施的种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建议如何在将来的国际投资协议中规范母国措施，保证发达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母国措施的政策主张落实为实际的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吸引外来投资，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