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城市规模与人才区位——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将城市规模引入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探讨公共服务、城市规模对人才区位的影响机制,并且利用2011-2017年CMDS微观数据匹配244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城市规模对公共服务影响人才区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只有当城市规模满足一定门槛条件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显著吸引人才流入;②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有效验证了理论预期;③分区域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门槛条件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人才流动呈现竞争效应,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④分城市等级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门槛条件差异明显,满足门槛条件时,加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吸引人才效果会更显著。最后提出基于城市规模和区域异质性的公共服务供给对策。     

用经济效益的观点探讨城市的合理规模

运用“门槛”效应理论和效益———成本分析法探讨了城市合理规模的确定原则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入手 ,分析影响我国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 ,指出用经济效益的观点来探讨城市合理规模的重要意义。     

单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TFP的影响

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微观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确定出这种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门槛规模。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心城市规模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心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强调要素集聚的单中心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中心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以后，适度疏解并及时形成多中心化结构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长三角城市“福利门槛”效应及形成机理

基于"福利门槛"假说与相关理论,构建城市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城市为例,分析城市"福利门槛"效应及形成机理,旨在为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和统筹协调发展,破除"福利门槛"困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发现:(1)城市福利水平大体上呈先升高后下降再抬升的变化趋势,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异态势,且具有明显的高低分异集聚现象,高福利城市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等经济发达地区。(2)大部分城市在不同的时段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福利门槛"现象,其中一重门槛范围相对广泛,二重门槛城市数量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3)城市"福利门槛"的形成主要由城镇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规模、技术创新、政府调控等因素共同驱动所致,环境质量下降是制约城市福利有效提升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的驱动作用并不显著。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因素

本文认为,我国城市化道路要考虑农民对城市文明的追求,我国人口众多耕地极为稀缺,农村人口迁移成本以及城市经济规模净净收益等因素,以正确选择城市化道路,加快其进程。     

文化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根据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1992～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产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即使在当前准入门槛较高的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量、资金流入规模等因素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增长效应.     

产业专业化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吗？--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0-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产业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对城市经济规模、投资水平、非农产业比重、是否为副省级城市、是否为珠三角城市、是否为沿海港口城市等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从总体上看,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产业专业化的潜在异质性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有一个最优的临界水平;在到达该临界水平前,产业专业化程度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在越过该临界水平后,过度的产业专业化反而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同时,根据这一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外城市最佳规模理论评介

城市问题，随着城市规模的升级而加重，在特大城市中尤为突出。研究城市最佳规模的重要性表现在：一是城市最佳规模决定了城市用地规模和公共设施的规模，二是城市最佳规模与产业发展关系极大；三是城市最佳规模关系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本文着重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学者从城市公共设施，产业发展，人口增长等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角度探讨城市最佳规模理论的研究动向，并对确定城市最佳规模理论进行评述。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分析

文章首先将国防支出纳入Solow增长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假定国防支出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现有实证分析不同,文章基于1952-2008年中国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来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低于3.434%时,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较为显著;当该比例高于3.434%时,该比例的增加将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该比例并非越低越好,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     

劳动力优化配置与贫困地区劳动力剩余

农户根据家庭净收益最大化来优化配置劳动力,该优化配置决定了劳动力剩余状态;家庭净收益最大化使得兼业家庭偏好把劳动力投向非农行业,导致农业生产的中间要素和劳动投入相对不足。农业家庭根据净收益最大化来配置劳动力之后仍存在劳动力剩余。贫困地区非农工作机会少,加之农户受教育程度低,且多为少数民族,找到非农工作的机会渺茫,这就解释了我国城市"民工荒"与贫困地区劳动力剩余并存的现象,但劳动力剩余规模并不大。     

金融全球化、门槛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在理论层面假说很多,但实证层面没有定论,最新研究发现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差异取决于一组门槛变量水平的变化。在一国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门槛变量水平高的国家,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就相对较好,反之相反。但是,当前研究尚未就所有门槛变量的作用机制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清楚,具体的门槛阈值依赖于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而不能准确得出。鉴于此,本文基于Kose等（2011）,从门槛效应的视角出发,尝试采用整体性实证框架（根据是否关注门槛变量及是否关注门槛效应）,综述了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土地非农化与城市规模扩张:来自15个副省级城市的例证

文章以15个副省级城市群组为分析对象,通过构建土地非农化引致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建立了探讨人地匹配的关系模型,引入市长治理变量展开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依靠土地非农化来壮大的城市规模存在着扩张边界,通过配置高知化的市长更有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经过运营土地做大城市规模的发展阶段之后,城市增长极限的决定变量是人口与经济规模。其政策含义是,为了消除土地非农化对于城市可持续增长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市长任期对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所起的能动作用,以市民化为推进手段提升城市增长的内生动力,谋划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长久之计。     

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机理:出口开放视角——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分析

本文分析了出口开放对中国沿海城市规模增长同时存在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利用长三角城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了出口开放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一方面,出口开放提高了工业集聚程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城市规模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结构却限制了服务业发展及其对城市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提高与城市规模扩大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对城市规模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旅游业和绿化水平相对滞后不利于城市规模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它也是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题中之义.     

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影响的空间效应及门槛特征

以2004—2013年中国东北地区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夜间灯光和PM_(2.5)年均浓度遥感影像数据,对市域空间结构和环境污染水平进行测度,借鉴环境经济学中的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考察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的影响,进而理清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响应机制,并探讨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影响的空间效应以及不同规模城市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①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单中心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②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尺度上的非线性门槛特征。③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本地区环境污染会加重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而本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环境污染具有抑制作用,邻近地区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则会加重本地区环境污染。     

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 ——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通过对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得出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已经取得共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产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存在着正向关系.但是,在研究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时,仍有可以探究的空间:引入市场竞争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城市蔓延与城市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     

中间品技术溢出双门槛效应分析

通常认为,某产业自身进口中间品（Term）和其它产业进口中间品（Tram）对该产业的技术溢出均存在公司规模过大或过小的双门槛效应。基于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公司规模相关理论,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回归技术来检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Tram对我国中低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不存在公司规模门槛效应,而Term的技术溢出存在公司规模双门槛效应。且当中低技术产业的公司规模小于0.869 097亿元总产值/个时,系数显著为正,暗示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总体公司规模过于庞大,在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时不具备充分的灵活性。     

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标准值研究

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为门槛变量,借助新古典的Solow增长模型构造实证检验模型,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乡收入比低于3.59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面效应;当然,该值并非越低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当城乡收入比高于3.59时,该值的增加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十分显著.西部地区自2002年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超过了这一标准值,已经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缓.     

技术进步降低碳强度的门槛效应分析——以环渤海区域为例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测度环渤海优化开发区域21个地级市的技术进步降低碳强度的门槛效应,将人均GDP和工业产值占比作为门槛变量时,均存在三重门槛效应,各城市基于不同门槛变量表现出明显的人均经济、工业差异性,且研发支出、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碳强度的影响显著性高,人口规模、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碳强度的影响较大。人才引进是利于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公共财政支出及研发支出应倾向碳减排的方向发展,不同城市跨越门槛值时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