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举办“外国驻华大使眼中的中国经济”系列讲座(第六讲)

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外国驻华大使眼中的中国经济”系列讲座第六讲于2006年3月16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唐茂思(AlanThomas)博士应邀为北京大学的师生带来了精彩演讲和答问,整个会场气氛热烈。演讲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祁祥教授主持。在演讲中,     

明代工商业中合伙制的类型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历史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曾经出现过三个高潮 ,一是秦汉时期 :一是唐中叶以后至宋代 ;一是明清时期。随着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工商各业对资本的需求增加了 ,适应这一趋势 ,高利贷资本中的资本性经营性放贷也随之增加① 。虽然与一般生活消费性放贷相比 ,这种放贷的利率一般要低一些 ,被拖欠的风险也要小一些。但是因经营过程中风险的存在 ,这种放贷的风险也同样是存在的 ,为了降低风险 ,扩大信用市场 ,一方面 ,封建政府制订了一些政策和法规 ,限制过高利率 ,惩办拖欠 ,或者减息降利、免除陈年旧欠 ,以促使债务…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主要资源问题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问题有可能成为影响我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本文对我资源现状及由资源问题可能引发的经济不安全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解决资源矛盾提出了想法。     

渐进改革的逻辑

<正>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双轨渐进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取得巨大的成绩,1979年到1990年经济连续取得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对外开放扩大,城乡差距缩小,可以讲,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国际经济学界普遍不看好中国改革的前景,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绩明显,但是存在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巨大     

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根本任务

<正> 什么是以及如何确定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目标?有的说“企业所有制”是改革的目标,后来又提出了“企业法人所有制”,目前又提出了“企业法人所有权”。有的说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要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有的说是要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乃至向“民有民营”转变,等等。这些观点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和甄别。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人们所能任意选择和确定的,而是由这种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或矛盾所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所决定的。传统全民所有制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由于严重脱离实际,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     

当代中国新闻伦理缺失的原因剖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中国新闻业在迅速发展中出现了种种新闻伦理失范问题,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主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新闻行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功能矛盾、新闻从业者的自由性与责任性矛盾、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真实性矛盾、新闻媒体的揭示性与平衡性矛盾。     

《经济思想通史》简介

以浙江大学蒋自强教授为首的五位学者撰写的著作《经济思想通史》,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经济学界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这部通史分为四卷：第一卷包括早期经济思想,即从远古至18世纪中叶;第二卷包括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和俄国、中国社会性质转变时期的经济思想;第三     

低碳经济背景下煤炭产业整合与转型分析——兼论晋煤资源整合与转型发展

中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煤炭占中国国内一次能源消费量的69%,预计到"十二五"期间这个比例都不会改变。在此背景下,煤炭产业粗放经营导致的环境污染与低碳经济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为破解这一矛盾进行了有益探索,符合低碳经济发展方向。经过整合,煤炭产业开发格局由过度竞争、无序竞争向适度竞争、有序竞争转变,生产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逐步实现转型。     

经济人口重心的动态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由北向南,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南北矛盾.90年代中期以后,南北差距逐渐缩小,而东西差距有所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由南北转向东西,人口重心主要在南北方向上不均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人口重心滞后于经济重心的变化,人口迁移的流向是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重要因素.有计划地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间较均衡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实现人口迁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资本主义经济转变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基本问题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社会延续达一个世纪之久(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从那时起,中国革命已经不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一转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所达到的各种结果,首先是工人阶级取得了国家的领导     

缓和两个矛盾 推动城镇就业增长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扩大城镇就业之间存在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然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加快必然节约使用劳动力,显然与扩大城镇就业存在静态矛盾;二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路径发展,这一过程也必然节约使用劳动力,显然与扩大城镇就业也存在着静态矛盾。     

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

杭嘉湖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乡镇经济比较繁荣。我们把这一地区的乡镇经济作为典型来研究,将有助于阐发中国城镇经济的特点。一 乡镇不是同封建社会一起出现的。它是封建社会内部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北宋以前,乡镇作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还没有形成。但是从南北朝以来,在广大农村中,交流农副产品的商业点——草市已经出现了。到了唐中叶后,草市才普遍起     

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年均增长率、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再结合其他37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程并构建了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的两个指标。本文发现，由三大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和部门间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转移而形成的“结构效益”，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但三大产业部门却处在较低水平甚至负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事实。本文从数理逻辑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验证了“产出增长率效应”和“结构效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大幅落后于多数高收入国家。     

中国“三资企业”的工资收入及人力资源配置

<正> 中国的“三资企业”是1979年以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它指的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的三种类型,即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与中外合作企业。“三资企业”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经济根源,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非国有经济。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外商在中国投资建厂后,其对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式必然会与我国的传统经济的管理体制产生诸多矛盾,在就业制度和工资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为:     

唐代茶法略考

茶叶是唐代新出现的一项大宗商品。茶树在唐代开始得到大量栽培。至迟到唐中叶,饮茶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嗜好。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始对茶叶课之以税收,继而又对其行之以专卖。然诸史籍的有关记载或语焉未洋,或相互牴牾,使人对唐代茶法的形成和演变不甚了然。因此,有必要廓清谬误,还其本来面目,以便对中国财政史上这一重要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试论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

<正>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大都只提其阶级性和科学性,而没有国度性。那么,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是否存在国度性呢?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其国度性的,但被忽略了。这种忽略,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步入误区,不能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提供必要理论指导的主要原因之一。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注重中国经济矛盾特殊性的探讨,是这门学科在中国得以发展并发挥其历史作用的重要一环。     

浅析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中国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经济运行中也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价格总水平比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尚未回归到合理区间,同时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全球通货膨胀加剧,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较大的外部压力。为了克服当前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加强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型需求,增加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资源的有效配置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与速度提升引人瞩目,经济增长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以高增长高通胀为特征的经济运行,为经济社会带来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包括:国家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约束软化与地方政府GDP冲动的矛盾;经济增速高位运行与增长质量低水平徘徊的矛盾;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结构失衡性的矛盾;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波动性的矛盾等。这些增长中的诸多矛盾的症结在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增长质量不高,资源配置效率过低。今后的经济增长,要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以合理的资源配置,实现增长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促进经济和谐与建设“和谐社会”探析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支撑，由于特定时期中国存在经济结构不匀衡的各种矛盾。应从税收、公共支出和公共行政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唐代“富民”崛起与国家实物赈灾对象的转变

唐代前中期,社会灾荒救济基本由国家以派遣专使等方式组织实施。这种由国家出面组织的社会灾荒救济往往是＂普加赈恤＂,不分受灾人口之贫富户等,这同样与此时之田制与户等制度有关。唐中叶以后,国家逐渐形成以贫民下户为赈济重点的救灾倾向,唐末时赈济贫民之制得以完全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