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计量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点,并逐渐形成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国债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债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其发行和交易的前提条件是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体系的健全,并通过金融发展渠道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国债政策的实施情况,对国债政策通过金融渠道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为我国1998年以来积极的国债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表明“国债政策一金融发展一经济增长”这条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国家干预的前提

中国政府自1997年开始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其代价却是预算赤字和国债的大量增加。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步从应急性的、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目的、较为单一的目标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兼顾解决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方面。政府应该采取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启动民间投资的经济政策，大力支持民间经济的发展，使民间经济能迅速填补国债撤走后的空间，成为真正的内在增长动力。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国家干预．但干预的前提是市场机制的完善。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调整问题的看法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这种政策基本局限于增发国债带动政府投资扩张,其效果则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1998—2002年国债投资对GDP的直接贡献分别达到19.2％、28.2％、21.3％、24.7％、25％,这种直接产出政策效果与当初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有很大出入,没有达到拉动和带动民间投资,改善消费预期     

中国国债投资绩效的实证评估

1998年以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国债规模与日俱增。在民间资本增速下降、消费增长持续低位运行、外部环境恶化导致长放缓的背景下，国债投资的特殊性出发，着重通过对国债在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和经济波动等几个方面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力图对近年来国债投资绩效作一简单评估。     

国债投资的波及效果与需求拉动

实施以扩大国债投资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国债投资的扩张,引导、启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需求增长,扩大国内需求,抑制经济下滑趋势,保持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从实际政策结果看,1998～2001年,各年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5个、2个、1.7个和1.8     

进一步推进体制创新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一、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刻不容缓 发达国家的长期经验表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需求占总需求的10％左右,投资需求占总需求的20％～30％,消费需求占到总需求的60％。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国债发行和启动国债投资项目,依靠强大的投资需求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1979-1997年的总和,“办成了不     

国债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自1979年恢复国债政策以来,国债政策一直是财政政策重点实施的工具之一。国债政策究竟能否拉动经济增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一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分析我国国债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与否是起点,在检验其在我国存在性的基础上引入了格雷钠的国债与经济增长模型,同时,结合我国国债使用的实际情况,验证了我国的国债政策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并就此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以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扩大内需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内需,把扩大投资和增加消费结合起来,形成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国债投资的必要规模,以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长.今年再次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纳入年初预算,这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1998年以来开工建设的大部分国债项目,要在今年内基本完工.这些项目,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水电、城市建设、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它们的完工,犹如为经济活动搭建了一个平台,必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当然,必须确保建设国债工程质量,努力提高投资效率.     

我国国债规模及其风险防范

自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规模日益扩大。国债政策在拉动投资、扩大内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担忧。本文以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认为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已经偏大，对目前国债规模应持谨慎态度。文章最后提出一些措施，以防范国债规模风险。     

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几点认识

经济自主增长的形成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自主增长对应的是政府推动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的活力不断增强,市场调节下的经济自主增长目益活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199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受需求不足的制约,经济自主增长明显减弱,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政府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启动民间投资,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通过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重新增强,并推动国民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     

新常态下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

新常态下,中国如何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既是重点,也是难点。由于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难以为继,扩大内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然而,扩大内需真的是有效国策吗？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利用2012-2013年中国275个市级数据,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有效边界,当投资率较低时,增加投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当投资率已经较高时,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再显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存在有效边界,当投资效率较低时,增加消费会抑制经济增长,当投资效率足够高时,增加消费才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公司投资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及沿线国家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却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文章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公司投资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使用古代"丝绸之路"途经省份作为工具变量来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影响的重点省份,上市公司积极响应该倡议的实施,其投资水平提高了10.11%;而且,公司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和成本加成较低的公司.文章从公司投资决策的角度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证据,这对于我们理解经济政策的真实效应及其后续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识别研究——基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视阈

本文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放宽了马克思关于所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率因素的数据假定,从一般意义上分别对"两部类"划分和"四部类"划分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定进行了模型推演。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第Ⅰ部类单位预付资本上所包含的追加资本以及第Ⅰ部类总产品价值占全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与第Ⅰ部类资本家消费的绝对量和工人消费的绝对量的比值呈负相关关系。此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所对应的决定经济增速的三个方面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并且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存在"先升后降"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与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基本吻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随着第Ⅰ部类投资份额逐渐趋于下降,消费将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1997-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分析了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效应,并利用我国31个省（市）1997-2008的面板数据,对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互动效应对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最后本文从政府应注重投资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作用——基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视角

当前,内外部环境改变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越发重要。以经济效率提升与经济动能转换综合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均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只有基础研究显著促进经济动能转换;②东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基础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阶梯式地区异质性影响,即对东部地区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抑制作用,且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动能转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应用研究无显著地区异质性影响;③基础研究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只有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基础研究才会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为实现2025年前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需保持在［24.7%,29.3%］区间。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3—2004年

中国经济景气在2003年继续其2002年以来的扩张倾向,全年GDP增长率将接近9%,并且将在2004年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21世纪上半叶, 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历史趋势,核心通货膨胀率将处于较低水平。在当前经济扩张的初级阶段,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建立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增加就业、保持结构平衡和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多重政策目标。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

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本文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目前这一结果还不是很明显.因此,就政府的对外投资管理而言,应该以促进对外投资作为其未来政策制定的着力点.     

我国宏观消费率变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宏观消费率的下降程度应从宏观经济均衡运行的角度来判断,我国宏观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宏观消费率的提高主要应从改善微观收入分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行国债刺激消费等方面着手.     

中国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吗?

本文运用1985—2009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1985—2009年全时段还是以1998年大规模房改为分界线的分时段,无论是全国各省市还是分区域的各省市面板数据,经济增长引领住宅投资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是稳定的;不同于一些研究和政策措施所主张的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的观点,本文认为找不到证据来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由此可见,所谓"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论我国现阶段的汇率政策——兼谈人民币应否贬值问题

目前发生的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总需求发生流程梗阻。因此,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支出增减型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需要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内需难以启动的条件下,只能由外需即净出口的扩大来完成这一任务。汇率政策便成为最优的选择。本文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很高的。人民币贬值有其必要性及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