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研究

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进城但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耕地细碎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目前农业生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经营分析发现,三类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机械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适应了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要求和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目前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能阻止耕地细碎的恶化,但没有改变农地细碎化特征。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耕地细碎化,需要设立足够的替代性社会保障,逐步让进城的农民永久退出农业耕地。要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重点培育土地股份合作等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进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内涵、条件及组织形式——基于日本的经验

农地规模经营可分为内部规模经营和外部规模经营,其实质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经营形式的确立。借鉴日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经验,我国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致力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合作化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     

马克思农地习俗元制度理论及其启示

农地习俗元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农地习俗元制度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包括农地习俗元制度的起源、土地流转(交换)习俗、农地继承习俗、农地习俗元制度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农地习俗元制度对农地租赁价格的影响、农地习俗元制度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影响等.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的农村,农地习俗元制度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对农户、农民经济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我们应以马克思农地习俗元制度理论为指导,加强对农地习俗元制度的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展望

基于农业的基本国情,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在我国三农问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共识、实现制度化之后,进一步加强农地经营的规范性建设需要决策者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从多方面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把弱质农业变为强质农业,达到保护土地、农民增收的公共目的。     

国外农地金融制度考察与借鉴

农地金融业在农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考察农地金融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历史演变和现行特点 ,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 ,同时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创建和发展我国农地的金融制度 ,对整个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土地规模经营——东亚地区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运行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土地经营细碎化,无法取得规模经济.目前理论界有观点认为使农地产权私有化,可以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获得规模经济.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私有并不必然产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上升,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既不是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可以考虑在维护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及其产权安排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功能,克服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在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鼓励以多种形式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展多种规模经营主体、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农地非法流转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地私下非法流转严重,且没有得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有效制止,直接威胁到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的执行和粮食安全。这种农地私下非法流转的蔓延是现有制度安排之外存在的潜在利润以及外部性的存在导致的。实践中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土地自身追求流转效率、保护农民利益及推进城市化进程出现了矛盾。为了有效解决农地私下非法流转难题,可以从在城市周边为进城农民提供相应的居住设施、让农民的长远收益大于当前的一次性流转收益、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战后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实行“耕者有其田”，确立自耕农体制阶段；放宽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建立“自立经营农户”阶段；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阶段；鼓励土地向“合意的农业生产单位”集中，提高农业竞争力，突出强调农业多功能性阶段。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给我们很多启示：强化土地承包权，农地的流转应以其经营权流转为主；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协组织；推行农业人养老金制度：培育农业专业经营主体——“认定农业生产者”；农业现代化要同时兼顾保障供给、农民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     

我国农地流转不畅的症结及其破解

我国农地使用权价格的低廉直接抑制农地使用权供给,间接抑制对农地使用权需求.地租实体的萎缩是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低廉的决定性因素,破解此难题的关键在于引入农民定价权、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和健全农民社保体系.     

社会保障视角下陕北农地经营权流转探析

农村社会保障缺位导致陕北流转农地供求不足和交易费用高,不利于农地资源的有效流转,进而影响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加快陕北农地经营权流转,提高其配置效率,首先应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加陕北流转农地供给;其次应合理规划提高陕北农地经营收益以扩大陕北流转农地需求;除此之外,加快培育陕北农地流转市场,为陕北农地经营权流转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要素禀赋结构变迁中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

要素禀赋结构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着直接的影响,构建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为变量的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模型,可以揭示要素禀赋结构变迁中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动态机理以及政府过度干预要素市场行为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在既有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现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变迁。政府过度干预要素市场,将会造成农业经营规模偏离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前提上。当前,为促进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是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努力打造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培育农业生产单位的自生能力,并建立和完善配套的保险制度和补偿机制以降低农业规模经营风险。     

农业的性质、规模与效率——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研究述评

从农场规模的决定、农场规模的效率涵义、农场组织性质和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四个方面看。现有的研究文献关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新古典框架为基础的规模报酬原理难以对农场规模效率涵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农业组织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     

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演变逻辑与完善路径

我国的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产生到不断完善有着需求诱制性制度变迁特征。农业生产的特性以及家庭经营的独特优势使农业家庭经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从小规模家庭经营走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历史过程,而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民合作社、公益性服务机构和经营性服务组织的建设,为普通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统一服务,实现服务的规模经营。     

农地非农化进程中农地征用收益分配探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之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高速飞跃,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拉大,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多,导致失地农民人数的增加。土地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社会保障的重任,合理解决和处理好农村土地征用收益资金的分配问题就显得尤为关键。通过探讨农村土地征用产生的土地收益的来源,发现农村土地征用收益分配失衡是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从而寻找改善农村土地征用收益分配不均衡的路径,进而有效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益,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稳定。     

安徽农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稳步增加,规模逐渐加大,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业现代化效果显著,对农民增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也有积极影响。农地规模化流转及经营完善了农业家庭承包的经营结构,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可以与农户经营互荣共存。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要注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农户规模与农业技术创新

农户规模决定了农户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需求诱致性力量的大小，而后者决定了技术供给主体的供给行为。国内外私人公司在中国农业科研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项目也证明了这一点。农业技术创新需求诱致性力量的不均衡分布，决定了我国应该建立公私并存、竞争合作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     

关于发展中小企业风险经营的探讨

中小型企业从事风险经营具有明显的作用和优势,应采取措施支持中小型风险企业的发展。     

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入与货币政策协作型管理的实现框架

由于经济社会的融资结构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央行引入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有益补充。但是,金融监管资源在部门间、中央与地方间条块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制约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影响整个货币政策管理的转型。运用协作型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应建立和完善两个层次的协调机制和央行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制度,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体系和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