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昂贵的结婚离婚

自由无价，爱情无价，那么婚姻是否有价？工业家、影视明星、皇室成员，当他们结婚时，都喜欢办一场极其豪华的婚礼；当他们离婚的时候，虽然不再有壮观的场面，但是通常比结婚更加昂贵。[编者按]     

家庭个人文件册您的管家婆

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重要证件、户口本、身份证、护照、婚姻证明、保险单、学历、文凭、房产证明、劳动合同、病例、家用电器、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发票、说明书、保修卡等家庭个人的重要单据凭证,在生活中存放比较凌乱,没有一个固定合适的地方存放,时间一长就很容易记不清楚,或者忘记.     

中国两大酒类企业白热化的酒战争

中国酒类企业的两大巨头茅台和五粮液正在展开自尊心的对决。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中国国内高级酒的销量预计将比去年减少20％以上的市场环境日趋恶化的状态下，“你死我活”式的酒战争正面临着非比寻常的局面。与茅台定位高级市场不同，五粮液选择了薄利多销的低价战略。茅台固守着现金充裕的保守战略，五粮液则积极扩张生产设施。中国的酒类企业正在展开白热化的激烈竞争。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演化与家庭借贷行为——基于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

利用中国30个省级区域2006~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演化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演化对家庭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区域(Ⅰ区和Ⅱ区)的金融生态环境演化对家庭借贷规模的影响程度要高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区域(Ⅲ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准则层变量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各异,且各区域间的差异化程度较明显。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依据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量化结果,实施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进而推动各区域家庭债务规模的适度增长。     

石景山区中低收入家庭医疗服务需求现状与思考——基于石景山区235个中低收入家庭的调查

为准确了解目前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服务需求现状,我们选择北京市石景山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其内容包括家庭健康状况、医疗行为、医疗支出、费用来源等。通过调查发现,中低收入家庭有着较强的医疗服务需求意愿,但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得到较好的满足。为此,建议加强慢性病预防与健康教育,健全完善各类医疗保障制度,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和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福利还是压力：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未偿负债总额及异质性债务均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债务通过闲暇、心理抑郁以及财务困境渠道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为理解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提供参考。     

家庭因素对回流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469个回流农民工的数据

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重要因素,回流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既影响县域城镇的房地产市场,也对农民工在县域定居意愿和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在新型城镇化向中小城镇延伸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研究回流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调查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法,从家庭人口因素、家庭收入、家庭随迁情况三个方面分析了家庭因素对回流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对策与建议。     

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城镇家庭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并不明显,但是购建房费用在10万元以上和月租房费用在200元以上的比重以沿海省份最高。相关分析还表明:住房消费和地区市场化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产值和非农就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商品住宅价格等正相关;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比重负相关;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市场化指数对住房消费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住房消费的地区差异将扩大。     

家庭融资行为对农户创业有影响吗?——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检验

农户创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融资.为了验证家庭融资行为与农户创业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二值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研究家庭融资行为对农户创业决策和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融资行为可以弥补金融约束从而促进农户创业,并且家庭融资规模越大,农户越有可能做出创业决策.正规融资和非正规融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非正规融资相较于正规融资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融资行为对创业规模和创业盈利状况影响显著,也就是说融资规模对农户创业绩效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因此,为农户提供便捷融资渠道并降低创业门槛,对解决农户创业融资难、促进农户创业和提升农户创业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影响——基于甘肃10个贫困村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在某些个别因素方面得出的结论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一些重要因素的遗漏问题。本文利用对甘肃省10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劳力、耕地规模都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上学子女数却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而重要的反向影响。     

收入不平等与货币政策：基于异质性家庭的视角——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应该纳入收入不平等吗？

收入不平等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需要着力解决。构建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收入不平等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并且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越敏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越显著。因此,我国近年来推行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显著存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当局应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这需要科学度量收入不平等,并坚持按货币政策规则行事。     

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城镇家庭住房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典型相关分析模型,对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两个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经济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积极影响,而性别比和人口年均增长率作为人口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消极影响。     

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基于中部地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构建有效的家庭禀赋框架和指标是研究农户贫困和农村家庭综合发展问题的基础。研究选取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南省为样本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建立农户家庭属性和成员个体特征数据相链接的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家庭禀赋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和剖析不同流动状况的农户家庭禀赋差异。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禀赋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人口流动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值。成员中有回流劳动力的家庭,其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值就要明显高于家庭成员都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而又稍低于家庭成员有在外务工而没有回流者的家庭。就家庭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状况而言,有回流劳动力家庭的均值最高,其次是有成员正在外务工的家庭,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最低。     

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模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从无到有、由少变多的转变,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将租金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范畴,发现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率降低;通过对财产性收入中各分项收入的分解测算发现,租金收入纳入综合所得计征个税后,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负债、金融知识水平和投资风险偏好是扩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变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需要培养投资理财意识,同时优化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