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制度压力、利益认知和国内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认知变化、制度改革、立法支持和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的发展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作者认为,随着中国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认知趋向于积极,并且建立了一系列与国际气候制度相对接的国内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规章,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试点工作。上述层面的变化说明,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合作者。     

国际制度和中国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利益协调、制度建设和规范内化这三个基本变量初步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理论内核做出了解释。国际制度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的影响体现在以下联系中:一是国际谈判和外交的自主性,其衡量指标主要是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带来的利益和规范因素在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外交人员的权重。二是国际气候谈判和战略共识,其衡量指标包括部门间的信息交流、相互学习和沟通、信任程度、最终共识等。三是国际气候谈判和协调机制建设,其衡量指标包括协调机制化程度、对口单位的作用等。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作者认为,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影响了相关外交决策的运作环境,并推动气候变化软能力的进步。     

国际制度和中国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益协调、制度建设和规范内化这三个基本变量初步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理论内核做出了解释。国际制度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的影响体现在以下联系中:一是国际谈判和外交的自主性,其衡量指标主要是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带来的利益和规范因素在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外交人员的权重。二是国际气候谈判和战略共识,其衡量指标包括部门间的信息交流、相互学习和沟通、信任程度、最终共识等。三是国际气候谈判和协调机制建设,其衡量指标包括协调机制化程度、对口单位的作用等。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作者认为,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影响了相关外交决策的运作环境,并推动气候变化软能力的进步。     

国际规范的双重属性与规范的缘起--基于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缘起阶段是国际规范生命周期中的第一阶段,是考察国际规范性质及其扩散进程中道德与权力矛盾的重要切入点。实际上,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们在社会交往行为中可表现为利他性的道德属性和利己性的权力属性。国家之间互动形成的国际规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同时包含道德与权力双重属性,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双重属性的互动生动地体现在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缘起阶段。科学家群体对于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缘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逐渐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危害,但要有效治理这二问题还必须借助民族国家的权力优势。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的国内辩论开始,气候变化问题进入了政治家的视野,并在政治力量推动下进入到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律文件谈判阶段,但这也使正在缘起的国际气候合作规范受到权力因素的强烈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代表的道德属性与政治家代表的权力属性之间展开了复杂互动,但最终政治家接过了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缘起进程,并将其推向扩散阶段。     

气候危机、碳中和与国际气候机制演进

对于国际气候机制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与碳中和目标的推动下实现自我强化,作者根据认知效应、网状效应和建制效应三种影响因素分析了国际气候机制的演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产生了认知效应,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气候机制从规则制度设计转向履约行动的进程。随着疫情的发展,国际社会意识到未来气候危机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这种全球反思营造出有助于提升气候雄心的全球政治氛围,催化气候行动。其次,各大国纷纷将碳中和目标作为气候治理的合法性工具,构建了庞大的碳中和目标网络,给一些气候雄心不足的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积极的大国气候外交为国际谈判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最后,认知效应与网状效应相结合一起放大了建制效应,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突破困境。新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和《沙姆沙依赫实施计划》均是强化国际气候机制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巴黎协定》渐进性的特点,并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     

国际干涉的规范维度

冷战后,规范问题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辩论中得到回归。随着国际责任论的兴起,中国在应对干涉问题上面临着利益守成和责任扩展上的消极目标与积极目标的双重挑战。作者从干涉的形式、原因、手段与结果等方面对干涉的规范维度进行了梳理和考察,认为应清晰地思考不干涉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以重塑中国关于干涉的叙述并探讨进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国际规范更替的逻辑与中国应对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不只是物质层面和器物层面的,更是规范层面的。当代国际规范的更替根本上源于其背后的国际道德价值观的演变.而冷战结束后日益泛化的安全概念和相应的安全化操作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规范更替的类型学比其动力学要复杂得多,通过更替手段和更替性质的区别可将国际规范更替归结为四种类型:主权国家体系内部的权势转移带来的国际规范更替在手段上既可能是革命性也可能是和平性的,但其性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性的:全球层次上因尊严性道德价值观崛起导致的议题性国际规范变更其手段和性质都更多是延续性和非革命性的;而全球层次上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导致的国际规范变更尽管往往采用和平手段,但其性质却是革命性和断裂性的。中国需要明确自身在当前国际规范更替进程中的准确定位,进而全面界定自身对于国际规范更替的总体战略和具体策略。     

论国际因素的合法化机制——以地方治理创新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全面,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国内治理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利益、制度和知识是国际因素的三种基本形式。作者扩展了合法化概念,提出国际因素介入国内治理变革需要获得国内利益主体的接受和承认,中央权威、地方权威和社会公众是三个基本主体,因此有三种获得合法性的基本机制,即国家合法化机制、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作者通过对行政审批、立法听证和政府绩效评估三个政府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描绘了利益、制度和知识三类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创新的过程、影响以及结果。虽然不同类型的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过程依靠的是不同的合法化机制组合,但都需要在介入之前或者介入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威获得合法性。随着地方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国际因素通过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产生的实际效果更大,但这两种机制也可能会与国家合法化机制产生矛盾。提高国家合法化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度有助于减少合法化机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组织文化与国际官僚组织的规范倡导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规范扩散作为建构主义观念研究的研究议程,经玛莎·芬尼莫尔等人创立以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规范扩散研究议程由于将国际组织的动机黑箱化,从而缺失了国际组织的规范倡导这一环节。很多政府间国际组织实际上是具备相当独立性的国际官僚组织,它们对国际规范的倡导并不是自动的,国际规范只有经过国际组织的规范倡导之后,才开始向体系内的成员扩散并使之社会化。国际官僚组织不但有维持组织生存的组织利益,更有明显的组织文化。当国际官僚组织在倡导国际规范时,如果其组织文化与国际规范不匹配,该国际组织将在倡导过程中依据组织文化对规范进行再诠释,重新组合国际规范内部的禁止性规则,使待倡导的国际规范内容与国际官僚组织的组织文化相匹配。也就是说,国际规范需要经过国际组织的组织文化的过滤,才能演变成国际组织实际倡导的国际规范,因而,国际官僚组织对于特定国际规范的选择性倡导以及由此导致的规范倡导差异,昭示出国际规范扩散原本可能会呈现不同的方向,而不是只有单一、线性的扩散路径。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现状的规范性构建——基于国际法的视角

当下的政治话语对"国际现状"的概念不加界定就用来作为评判中国崛起的标尺,该术语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高度情景化,且无确定的规范性内容。作者以国际法规范作为国际现状的规范内容。国际现状的核心是国际体系成员基于广泛承认与同意而做出的秩序安排。国际现状的具体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空间法律秩序、物质基础法律秩序、国家行为和交往规范。通过从中国解决边界纠纷模式、加入国际制度的趋势、使用武力的环境与历史、接受习惯国际法、参与国际海洋法的立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分析来看,中国是在国际现状的框架范围内谋求国家利益的,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国际法立法行为促进了国际现状和规范的形成。作者认为,在处理大国崛起或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时,应确保大国在国际立法过程中进行协调。     

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从发展进程看,它经历了应对军事安全的传统大国协调和应对综合安全的新大国协调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大国协调在维持国际和平和解决重大国际危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已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主渠道。目前的新大国协调既是对传统大国协调的重要延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安全议题的多领域、会议机制的多轨道和常设性、成员数量的增多、规则与规范的低法律化和非强制性等。总体上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新大国协调比传统大国协调更容易推行,但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而必须从合法性、授权性和集中性诸方面予以改进。合法性主要是增强法律化和责任性;扩大授权性可以与权威国际组织缔结成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集中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更具内聚性的新的大国协调,即全球治理中心机制。     

The Effects of Norms on Investor Reactions to Derivative Use

Prio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 firm's use of derivatives to manage business risks is viewed favorably by investors. However, these studies do not consider a potentially key factor in this setting—namely, the typical behavior (or norms) regarding derivatives by other firms in the industry or the firm itself.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experiments that test whether norms are influential in affecting investors’ evaluations of firms’ derivatives choic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ly favorable reactions to derivative use actually reverse and become unfavorable when firms’ derivative decisions are inconsistent with industry or firm norms. Somewhat surprisingly, though, we find that industry and firm norms are not viewed similarly by investors. These results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investors respond to firm's derivative use decisions and demonstrate the role of norms a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nvestors’ judgments in financial reporting settings. Our resul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firm managers making decisions about derivative use.     

国际企业家精神对国际化知识获取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学习理论及知识创造模型,探讨国际企业家精神对获取国际化知识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因素。文章假设国际企业家精神能提高企业国际化知识的获取,并且受到有机式组织结构以及企业网络关系强度的调节。基于对219个我回国际化企业实证研究,发现有机式组织结构正向调节国际企业家精神与国际化知识获取,与假设相反,组织的网络关系会减弱国际企业家精神的有效性。     

国际关联方交易内部结转价格的所得税税收和会计策略

国际关联方交易的内部结转价格是指跨国公司内部各个实体之间销售产品或者提供劳务所使用的一种内部划拨价格。跨国公司利用内部结转价格可以达到缴纳最少所得税等目的,国际上为了有效地对跨国公司国际关联方交易的内部结转价格在所得税方面进行税务和会计监督,执行着＂局外价格＂、＂比较价格＂和要求跨国公司揭示更多的财务信息的三种方法。文章认为,无论哪种方法都存在缺乏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规范、统一运作和统一监督的问题,应该成立一个由经济专家、会计专家和税务官员组成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协会或组织予以协调。在我国应该结合具体国情选择相应的方法,并逐步向＂局外价格＂和＂比较价格＂过渡。     

Internalization is still a general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nclusions Part IV of Parry's article discusses three types of FDI activity by MNEs; these are correctly analyzed and fully consistent with my earlier work. All the three cases (vertical integration, transfer pricing and quality control) are examples of market imperfections which lead to internalization. I am glad that Parry accepts these“three areas where internalization appears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FDI as a specific 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by the MNE” but I am surprized that he still cannot accept the general point that these are examples of“market failure”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which lead to multinational hierarchical activity. The focus of my survey article was to demonstrate that“established theories of FDI” tend to fasten one to one or another of such market imperfections, but in all cases internalization results. Internalization as a general theory of FDI is still a robust principle. It provide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analysis of the MNE and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的民主化:对韩国的个案研究

民主化不仅是国内的政体变迁或政治改革过程,也是对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的回应。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能免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中小国家的政治转型被认为主要是国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制度生成和更新的国际因素却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在质疑国内中心论假设的基础上,作者以国际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因素为干预变量,以中小国家的民主化为因变量,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结构、情境和行为体三个层面探讨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民主化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对韩国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国际因素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对中小国家来说,国际因素甚至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影响中小国家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而且影响其民主框架下的制度选择和政策设计。     

社会规范与公司规则:公司公共危机处理

社会规范的社会性和公司规则的自利性在公共领域会发生冲突导致公司公共危机产生。公司类型和公司规则的可获得性是评估危机后果的手段。处理公共危机时,公司应该遵循社会规范优先公司规则的原则,快速、准确地反应,才能将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