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问题”的解读与启示——基于斯密人性观的再考察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自利的,但他同时还承认存在次要的利他动机。因此,斯密实质上是人性二元论者。而在《国富论》中,其关于行为动机的自利设定只是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而对现实人性所作的必要抽象。综合考察《国富论》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斯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他关于自利设定的隐含预设,我们揭示这种抽象是合理的。因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斯密问题"才是一个伪问题。澄清"斯密问题"的理论启示是:在构建经济理论时,需要基于现实情境合理地抽象出基本假设;实践启示是,构建适宜的道德基础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为揭示人性的本质提供了真正科学的方法。劳动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并使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行为动机呈现多向性,为利他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转化为现实性,并且在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呈现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2008年开始爆发的西方经济危机再次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会导致利他的"和谐社会"不可持续,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经济学的人性基础以实现对经济学理论的重构,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经济学的发展与人性进步

经济学有深厚的人性基础。斯密的“利已心”成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戈森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享乐最大化定律。凯恩斯利用人的基本心理规律成功实现了宏观调控。贝克尔从人性出发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解决了许多发展难题。制度经济学健全人性：以制度的激励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以制度的约束机制制约人的消极行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面发展人性，人性发展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反作用。     

亚当·斯密对经济人行为的伦理分析

＂经济人＂的行为从个体层面看,是完全的利己行为;从社会层面看,是须兼顾利他的行为;从经济行为的作用机制看,是在＂看不见的手＂调控下的伦理行为。亚当.斯密为经济人行为提供了伦理学的道德基础,从而论证了＂经济人＂行为的合道德性,最终,自利的＂经济人＂通向了互利的＂伦理人＂,利己行为转化为善。     

斯密的伦理学及对经济学的贡献

伦理和道德是人类实际行为中最为关键的考虑因子,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学,经济学可以变得更有解释力。斯密的《国富论》,被公认为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然而斯密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却鲜为人知。本文就是从《道德情操论》入手,分析斯密思想中的伦理学,并阐述伦理学对经济学的价值和意义。     

和谐社会构建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法理解读

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价值论的研究并用来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法,应以普遍的人性为本、以自由为本、以权利为本、以个体为本。在此意义上说,法治的道德起点和最终归宿就是人本身,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法治的历史便是人类对自己本身认识的历史,是追求人类自我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历史。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兼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比较

天下"皆为利"与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肯定人们求利、求富的合理性,在等级森严,"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的秦汉社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亚当.斯密"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的假设亦强调尊重个人的求利行为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司马迁与斯密研究求富、逐利行为,尽管皆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条件,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及视角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前者代表了庶民地主和工商业地主的利益和要求,而非为替资本主义辩护,后者则是上升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要求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论亚当·斯密对法律的经济分析

用经济学的概念及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被称之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第一个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法律制度，成为当代法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在《国富论》中，斯密通过对学徒法、谷物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经济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度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     

论亚当·斯密对法律的经济分析

用经济学的概念及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被称之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第一个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法律制度,成为当代法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在《国富论》中,斯密通过对学徒法、谷物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经济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度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     

论我国古代容隐制度对当前相关法律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存续了几千年,它体现了法对人性的尊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西方古代和现代法律同样有容隐思想的体现,是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映,是法律对秩序价值追求的结果,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在国外许多国家相关法律中也有关于容隐的内容,然而,容隐制度在我国却被作为封建糟粕予以抛弃,我们应该重新在相关法律中构建容隐制度。     

司马光法制思想试探

司马光的礼法互补、德刑并用的思想是建立在“性善恶混”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他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法制思想，如法制应该简要、稳定，统治者要知法、守法、赏罚分明。不过，司马光把法制当作统治工具看待，法的本质是刑罚，这与现代法治观念尚有很大差距。     

刑事和解的调解方法探讨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解决机制,对于妥善化解矛盾、积极解决纠纷,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和解过程中,调解人对调解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不仅诠释了调解人的法律素质、道德素质、情感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刑事和解的效果及成功是否。熟悉掌握并正确运用调解方法,将有助于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休谟经济哲学的人性之维与制度之维

休谟的经济哲学思想是在当时启蒙主义的语境中所形成的,反映了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人的自私本性以及有限的慷慨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三个基本的正义原则:稳定占有财物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休谟的这些思想对于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试析公民行政知情权的构成

知情权是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一项基础性人权，它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体体现为行政知情权。行政知情权是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乃至国际公约普遍确认和规制的重点，它主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予以实现。然而，就我国现状而言，无论是在公民行政知情权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现公民行政知情权方面都相对滞后，这必然影响到我国实现依法行政。     

略论平稳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失败。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城镇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完全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前,应该平稳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应该有个过渡期。     

《货殖列传》思想新探

《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阐述商业思想的重要文献。该文提出了商业和商人活动是“自然之验”的主张，对道家“抑商”思想进行了反驳；以“富而行仁”的观点对儒家的“抑商”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从人的弃贫求富的本性出发，对商业和商人活动进行了全面肯定，表达了“‘末业’为上”的商业主张。     

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民主法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执政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其中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民主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人道主义视域下人之生存困境的新思考

人道主义视域下对人之生存困境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避免自我的失落、存在的遗忘——人与自身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正义——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理论考究不仅为摆脱人之生存困境提供了现实的路径,同时为重新认识人之生存意义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与坐标。     

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的恢复性司法的引入

构建和谐社会,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观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调整,也将导致刑事司法观念和诉讼模式的重要变革。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其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有关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了犯罪的处理程序,采取经济的责任形式,大大降低了刑法的成本;有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论新型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近年来社会上发生的多起医疗、交通、环境污染等事故导致婴儿出生畸形,婴儿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利益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但大多无功而返,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文章提出并阐述了新型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这既有利于保护胎儿的权利,又符合我国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