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税务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税务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判定征税机关是否违法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征税机关行政行为上的体现,通过分析税务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的效力范围,可以为更好的保护纳税人的利益,约束征税机关的行为。     

关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的几点思考

发轫于日本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自引进以来,该理论就一直占据着主导的位置,然而,由于其理论上难以自足,且与时下民主主义之法治国理念不相符合,招致诸多的质疑甚至摈弃论.本文直击公定力理论在理论中困境,探寻其与民主法治社会的相互契合性     

具体行政行为公定力浅析

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合法,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的机关、组织或个人表示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但是随着传统夜警行政、管制行政向现代福利行政、服务行政的转变,尤其是世界性的宪政、法治、民主、人权等先进理念和制度的推行,对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已引起各国行政法理论和制度的关注,公定力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已开始动摇,因而需要对行政行为公定力制度重新定位,即完全公定力应向有限公定力让位。     

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无效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例外,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概念并未与可撤销等相关行政行为区分开,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这将不利于贯彻依法行政,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文从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出发,阐述了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并从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救济制度、法律后果等方面论述建立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从行政诉讼主体角度探析

行政主体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中国的,其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迎合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背景下的引入,使行政主体理论暴露出了严重的工具性,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尤其是＂谁主体谁被告＂的规则已经明显落后甚至阻碍了司法实践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构行政主体理论,建立行政行为理论,将行政行为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标准,从而更好地理清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关系。     

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

2017年的“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审裁定中,法院首次使用德国法上的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释解作为我国行政原告资格基准的“利害关系”。从此前的“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刘案对域外学理的吸收,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除引发我们重新认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外,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对于重新考量行政实体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关联、原告资格与诉讼的整体定位关联,以及如何寻获权衡“诉权保障/防堵滥诉”的教义学基础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刘案裁定对上述理论的适用仍旧存在值得商榷的不当之处,案件未尽问题也不在少数。     

利害调整模式下公权利理论的革新

随着多元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具有二元构造特征的传统公权利理论出现危机。以自由等价和人格主义为基础,以水平私益冲突为核心,普罗伊斯建构了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判断公权利的利害调整模式。通过区分权利分配与请求权指向这两个维度,利害调整模式实现了私人间水平关系与国家和私人之间垂直关系的整合。在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不仅公权利的内涵有所不同,而且法律之于公权利证成的作用得以凸显。利害调整模式立足于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优化了公权利的判断方法,推动了公权利理论的发展。面对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复杂利益结构,我国也可以借鉴利害调整模式,完善冲突利益的协调机制,实现无漏洞的权利保护。     

城市房屋拆迁公告行为的行政法探讨

城市房屋拆迁公告行为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行政机关经常发布名为公告,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拆迁公告,拆迁当事人能否对拆迁公告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分析我认为,拆迁公告的对象为拆迁当事人及广大人民群众,拆迁公告的性质为行政相关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拆迁公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予拓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界定司法权对行政权及其活动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在防止司法权对行政的过度干预和法律对行政的必要控制之间寻求的一种制度设计;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在司法制度中的保护范围。现行《行政诉讼法》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修订目标是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及扩充行政诉讼的功能。     

论财政公开

一、财政公开的基本内容 当前，学术界对行政公开原则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公开原则的内涵是指“行政主体的对外职务行为，除法律明文禁止者外，一律公开”；也有的学者认为“除法律禁止的情况以外，一切与国家行政管理有关的活动一律对社会公开。”还有的学者将行政公开原则内涵仅仅局限于情报公开制与告知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诉讼反诉制度的诉讼构造及创设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对反诉做出了排除性规定。该规定虽然避免了导入反诉制度所可能产生的新的程序风险,但同时也保留了在行政主体诉权领域存在的规范漏洞。行政诉讼反诉主要是实体上具有平等法律地位主体之间的当事人诉讼,其实体法基础源于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结构。行政诉讼反诉以存在独立的诉讼标的为前提,在一般给付诉讼和确认诉讼中存在适用空间。建议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对行政主体的起诉权与反诉权进行并置规定,在立法技术上通过诉讼类型或者案件类型对反诉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并对反诉的特殊程序规则进行明确规定。     

保护规范理论的展开与问题——联立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

“联立公司案”是“刘广明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另一起对保护规范理论予以详尽阐释的裁判案例。通过对全面查找根据规范的要求、对未明示当事人的归纳以及对考虑要求的纳入,本案裁判对保护规范理论进行了大幅扩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行政审判对此理论的适用偏差。但因为涉及分配行政下如何界定公法权利/私法权利,进而界定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以及如何弥合事实影响和规范要素等复杂难题,本案裁判也存在一定论证局限并提示出诸多未尽问题。     

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考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政策性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或解释有差异,在法律规定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通过法律确立一个合理,适当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相当必要..     

如何减少和避免税务行政诉讼

所谓税务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税务征收管理具体行为损害了其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关于该税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诉讼。税务行政诉讼的原告一般是纳税人，其诉讼热点一般为：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受案范围探析

行政公诉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它不同于普通的行政诉讼,也区别于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诉的爱案范围是构建行政公诉制度的核心和焦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行政公诉中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有固定含义和界限的概念,而是开发的动态的概念.     

也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多年来,对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高效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宪政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行政管理的内涵、外延不断地发展,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也在发展,行政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就不断地暴露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个论题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争议,并不断引发学术争论。文章也探讨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解。     

浅议我国行政指导法治化路径的完善

行政指导法治化是一个逐渐发展演进的过程,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符合法律精神、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科学有效地监督与救济机制,实现行政指导行为的正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行政指导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借鉴国外行政指导理论与实践经验,切实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行政指导理论与实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尽快实现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     

论行政程序的重新进行——兼对重复处理行为的新定位

目前,学界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契机,对重复处理行为展开讨论,但失之宽泛,变相的缩减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且对包容这一概念的的行政程序重新进行制度重视不够。然而,从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角度而言,行政程序的重新进行是行政程序法不可或缺的制度。本文就行政程序重新进行的理论依据、架构、重复处理行为的新定位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界说。     

税务机关如何承担举证责任

税务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它的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与一切纳税单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何在税务行政诉讼中进一步提高税务机关的应诉能力,把握证据运用这个重要环节．承担举证责任,是个需要认真把好的重要问题。     

论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与完善

我国创建行政诉讼制度以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然总体上呈逐步扩大之势,但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问题在我国是一个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限制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使对行政主体的司法审查在很大范围上受到了限制.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体现人文精神,也是依法治国中对人权保护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