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框架下广西与东盟双边贸易现状分析及对策

2010年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广西与东盟贸易得到进一步的快速发展.文章通过分析广西与东盟在CAFTA框架下的双边贸易情况和存在的相关的问题,探讨双方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CAFTA框架下深化福建与东盟产业合作问题研究

福建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省份,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工农业生产平稳增长,服务业发展步伐加快,并且已经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制造业和初步发达的第三产业。而东盟十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各异,这使得福建与东盟国家之间具备可实现多方面产业互动的有利条件。在CAFTA框架下,福建与东盟要加快推进多种形式的模式创新,促进福建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盟国家实现产业合作,这对加快福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大有裨益。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FDI与引资制度创新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战略机遇期，对外资的过分依赖使得外企无论经营好坏，都足以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力度。本文在回顾中国FDI发展历程与贡献的基础上，全面分析FDI对中国当前经济的重要影响，探讨如何建设新的引资制度，从而能更积极地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减弱对外资的严重依赖，构建合理的国内外资本结构，同时充分发挥国内民营资本的作用，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东道国引资竞争的经济学分析和我国的政策选择

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 ,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做法愈演愈烈 ,从而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如果东道国实行超国民待遇 ,短期内可能吸引到其他东道国转出的外资 ;但长期来看东道国之间如果在引资中出现恶性竞争 ,就会造成东道国自身的严重损失。因此 ,避免恶性竞争、规范并逐步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做法应成为我国引进外资中的工作重点。     

CAFTA对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

2010年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初步建立。分析CAFTA建立后对于贸易、投资、经济水平、规模经济等一系列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产生的作用,由此阐述CAFTA对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CAFTA框架下贸易成本、自由贸易政策与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本文利用2001—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细化到HS-6位产品层面的WTO关税和CAFTA协定关税数据,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设的理论框架,研究了CAFTA框架下中国的协定关税和非关税政策对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进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增长,中国对外关税下降和CAFTA的建设均能提高中国进口贸易流量。更进一步,CAFTA政策对中国进口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协定关税的下降实现,而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则更多地是通过非关税政策的实施实现的。此外,相对中国多边最惠国关税的下降,扩展边际从CAFTA协定关税的等量下降中获得了更多的增长。这些结论为调整中国进口结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     

中国引资领域中的“雁行模式”新解

在传统的“雁行模式”里,中国被定位于“雁队”的“雁尾”,外资的引进主要注入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这种状态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文章基于目前引资的缺陷,运用“雁行模式”理论,分析当前中国FDI现状存在的矛盾,提出在国际以及国内各区域间重塑“雁行模式”、优化引资导向,以促进产业升级。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科技创新水平——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框架的研究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标尺。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框架,选取2007—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科技创新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引资竞争对科技创新水平均起到正向激励效应;引资竞争达到一定层次,财政分权的激励效应会提升1.243倍;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为加速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中国应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探索非规范性财政分权的制度体系;并进一步扩大整体开放,引导地方引资竞争重心转向营商环境优化和引资管理创新;同时,强化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鼓励中西部探索多层次引资竞争并给予多维度创新激励。     

对中国引资形势下资本外逃现象的分析

中国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外逃 ,本文主要就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及特点、资本外逃的原因、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得到了一些关于有效吸引外资和防止资本外逃的启示     

中国引资战略的调整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经济中积极活跃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从政府对外资的政策来看.似乎表现出政府对待吸引外资的态度显得越来越谨慎了。在2007年11月7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公布了最新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与2004版相比,表明了针对现在的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快.中国政府已不再实施单独的注重外资的数量和鼓励出口的导向政策。本文对中国过去的引资战略的不足进行分析,并且提出相关建议。     

外资质量与引资优惠政策分析——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从东道国与外商投资者的博弈行为出发,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外资优惠政策调整的动态博弈模型,据此模型得到三个命题:东道国引资过程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优惠政策的边界条件取决于收益系数、成本系数以及最佳外资规模的大小;优惠政策与投资环境具有反向的替代关系,与外资的最佳规模呈正比关系;低质量的投资对环境的敏感系数要小于高质量投资,低质量的投资对优惠政策的敏感系数要大于高质量投资。并用这三个命题对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历程做了解释。     

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已开始驶入快车道。从整体上来看,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当前在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基本上均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出口商品结构和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的竞争性。但是,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细化方面分析,事实上,各国尚存在较大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和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空间。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且指出了进行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协作的必要性。     

CAFTA框架下深化中国─东盟银行业与监管合作的研究

经济的合作往往必然促进金融的合作,在CAFTA全面启动后,如何加强中国与东盟银行业之间及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分析,认为CAFTA框架下,加强中国—东盟银行业和监管合作,必须充分考虑双方之间的平衡性、差异性以及战略性,在业务创新、监管政策调、平台机制建设、信息与人才交流、试验区和功能区搭建等进行全方位合作,进而推动CAFTA向纵深发展。     

CAFTA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农产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2005—2010年中国与东盟及其主要国家之间农产品进出口额的比较,分析了影响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粮价波动与金融危机、汇率、劳动力价格和生产成本及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多种因素,并提出了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加强政府推动、促进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发展农业支持性产业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CAFTA背景下广西服务贸易发展方向

CAFTA正式建成和持续推进之下,通过分析广西对东盟的贸易和服务贸易具体情况,提出重点发展具体产业,统筹兼顾,促进广西服务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     

CAFTA背景下广西服务贸易发展方向

CAFTAE式建成和持续推进之下,通过分析广西对东盟的贸易和服务贸易具体情况,提出重点发展具体产业,统筹兼顾,促进广西服务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与引资政策:一个悖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呈现出“超前”的国际收支结构特征。按照“两缺口”模型,这种态势说明中国没有引资的必要,但中国目前却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同时又跻身于资本净输出国行列。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超前”的国际收支结构还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因此我国引资战略应在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形式和政策上作相应调整,以实现国际收支结构的合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