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理论和实证分析

碳减排对我国缓解气候问题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数字普惠金融和能源结构调整能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际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维度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我国整体的碳排放,且能源结构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抑制碳排放,同时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能源结构促进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中覆盖深度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尤为显著。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运用熵权法对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数字金融能有效驱动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上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机制促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不同区域数字金融作用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异质性,其中对安徽省作用效果最大。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     

数字金融对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经济圈41个城市面板数据,在对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作用逐渐加强;数字金融发展对长三角经济圈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城市规模、城市等级和数字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与空间效应

“双碳”目标为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融则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绿色金融对碳达峰的影响（碳减排效应）,鲜见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探究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经验分析,且缺乏对相应空间效应的检验。本文认为,绿色金融会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生产活动,促使更多资源被配置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领域中,这将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并增强地区碳移除能力,进而推动实现碳中和。具体来讲,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活动中节能减排投入的增加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进而从碳减排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通过绿色农业和林业开发提升陆域碳汇能力,进而从碳移除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产业结构及外资结构低碳化和生态化转变,进而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赋能碳中和。同时,在绿色金融发展、碳排放和碳移除的空间溢出作用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运用动态SDM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样本地区的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碳赤字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地碳减排和碳移除进而降低本地的碳赤字水平,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和碳赤字水平;总体上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此外,节能环保支出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可以促进碳移除能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则可以同时促进碳减排和碳移除。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二是将碳赤字、碳减排和碳移除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碳中和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不仅会助力本地碳中和的实现,还会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应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强化其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并加强绿色监管,着力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绿色资源错配等问题,尤其应重视和避免“漂绿”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碳减排——基于18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在扩大贸易开放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基于2007～2017年1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各城市自贸区设立的环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自贸区建设发挥了显著的碳减排作用,较自贸区设立以前,设立后平均能够降低7.2%的碳排放增长率,且这一效应在叠加政策考察、反事实检验、控制金融危机影响、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通过中介效应发现,自贸区设立通过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综合作用使碳排放增长得到有效缓解,且四种效应对环境均产生了正面影响;（3）基于区域异质性,本文发现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设立自贸区片区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增长,而在长三角地区设立自贸区片区虽然同样减缓了碳排放增长,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内陆地区而言,自贸区片区建立对碳排放增长率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4）常住人口规模达到500万的城市对碳排放能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常住人口不足500万的城市而言并不显著。因此,在自贸区发展中,应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绿色...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279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如何使数字金融更好地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0年279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各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水平,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金融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来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水平;其次,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拓宽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来发挥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对于资源禀赋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然而数字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易产生“数字污染”,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碳排放效率起抑制作用;最后,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果,能够发挥“知识溢出”作用,带动毗邻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高。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能力？

基于相关省份2011—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度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就其空间演化特征展开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在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乡村振兴、提高信息通信技术（ICT）扩散强度两条路径作用于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促进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数字金融发达地区和碳减排能力较强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与区域碳减排能力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本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能力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智慧降碳：金融科技发展的城市碳减排效应研究

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精准制定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推动城市智慧降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区别于以往区域内单一维度的研究,本文测算了中国城市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方面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区域内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以及替换金融科技发展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两个途径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金融科技虽然能降低本地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会促进周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出“以邻为壑”的现象。基于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科技碳减排效应的不同表现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在北部城市显著强于南部城市、在非城市群城市显著强于城市群城市、在其他城市显著强于中心城市。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农村地区信贷约束与农业规模经营互为矛盾的现实困境出发,文章进一步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而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两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层面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较为有限;随着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增特征。文章的政策建议是强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构建区域之间交流协作机制,以及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减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两阶段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作用机理.结果 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区域...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绿色普惠金融支持甘肃省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测算的甘肃省14个市州2015-2020年绿色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分析甘肃省绿色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甘肃省各市州2005-2021年乡村振兴水平和绿色普惠金融发展均得到显著提升,但区域之间的增长差异较大;二是通过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测度出绿色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正向交互影响:绿色普惠金融提升1个单位,乡村振兴水平提高0.62个单位;乡村振兴水平提升1个单位,绿色普惠金融提高1.59个单位;三是甘肃省绿色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之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存在差异:邻近市州绿色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市州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邻近市州乡村振兴发展对本市州绿色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挤出效应。最后,本文对未来甘肃省如何推动绿色普惠金融更好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关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策。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从消费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的问题,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效应和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进口率,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显著差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降低而减弱;（3）在影响途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进而有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

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3—2019年中国148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这一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复合型城市和单一城市式示范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存在协同减污作用,能够降低SO₂排放和PM_2.5浓度。结论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获取一直存在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发挥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大于产出,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企业产权、区域以及监管强度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