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与管理层激励

在道德风险下产生的代理成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激励合同的扭曲;另一种是次优决策的实施。本文分析了在一个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如何激励代理人去努力获得会计收益。结果显示:当使用稳健计量而不是积极计量时,会计收益对减少第二种类型的代理成本更有用;而伴随着会计稳健,第一种类型的代理成本会减少。本文的分析还表明,稳健会计能够提高有关两种类型代理成本会计信号的激励价值。     

煤矿安全委托代理的博弈分析

在煤矿安全生产活动中,政府与煤矿企业经营者构成一个委托代理博弈:政府是煤矿安全的委托人,煤矿企业经营者是煤矿安全的代理人,安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以看作政府的收益,,煤矿企业经营者工资、奖金、提成等收入是代理人的收益.在此博弈中,委托代理双方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必然产生激励不相容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制度的建立.合理、有效的煤矿安全激励约束制度可以缩小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异,并且能降低监督成本,使得企业经营者尽职尽责地保证煤矿生产安全.     

绩效评价体系中非财务指标对财务业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一、引言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管理者和股东是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股东）无法观察到代理人（管理者）的行为,但是可以观察到结果,委托人根据可观察到的代理人取得的业绩,对代理人进行绩效评价和激励。注重对管理者非财务业绩指标的评价与激励,可以促使管理者采取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行动,实现长期利润的增长,提升企业价值。非财务指标是企业财务业绩的先行指标,非财务指标的结果会影响财务业绩的优劣。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激励契约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隐患，妥善化解存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打赢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着力点。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过程与机理，并采用200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由激励契约提出的假设条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央政府制定赋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主权的“事前”激励手段有助于地方政府努力管理债务；（2）中央政府依据地方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和税收努力程度两种观测信息设计“事前”激励契约是有效的；（3）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努力水平的激励是“临界型激励契约”，且中央政府的激励水平与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存在帕累托最优均衡点；（4）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理显性和隐性债务努力活动的“事前”激励大小取决于两种活动努力成本间的关系。     

浅议我国经理人激励报酬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现代企业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东(委托人)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经理(代理人)拥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企业经营管理的最理想状况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一致,代理人竭尽所能为其委托人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但因为委托人与代理人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如何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来避免经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其像股东一样地思考,实现激励相容,共同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就成实务界和理论界探讨的问题。     

股权激励产生机制的文献述评

代理理论认为经济组织效率高低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一套激励机制以诱导代理人透露其私人信息,选择更高的努力水平,使公司资源分配符合帕累托最优或次优,也就是说激励是相容的.所以,授予经理人员(或代理人)一定数额的股权是激励代理人的一种有效方法,它能使代理人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更趋一致,与委托人的目标相符.因此存在一系列的股权激励动因.     

税务人员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博弈论解释

通过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税务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发现信息不对称使得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导致了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仅通过加大对代理入的惩罚无益于防止其机会主义行为冲动，只有加大对委托人的惩罚以及加大对代理人的激励才能有效防止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只有加大对税务部门委托人的惩罚以及加大对税务人员的激励才能减少代理人的偷懒行为，进而减少税收流失。     

联合基数确定法: 一个激励相容的财务学范本

委托代理制是企业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内容，科学界定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合理分享剩余权，是形成激励相容机制的重要环节，本文介绍的利润基数联合确定法是杭州商学院院长胡祖光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成果，它为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代理人的自动努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务解决方法，同时，该方案宽泛的约束条件（见两则案例），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了具有弹性的激励方案。     

河北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通常是不一致的,因此,委托人有必要对代理人实施监督。然而,由于存在监督成本和“搭便车”问题,公司股权分散化对公司经营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而股权的相对集中或大股东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的经营激励。由于大股     

代理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探析

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有可能存在代理问题，解决代理问题的核心是使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也就是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融合。因此，要选择可行的激励方式，激励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的目标。     

外部经理人市场、信息租与成本控制效率

利用委托人（国企总部）和代理人（生产单元管理者）对于后者成本控制能力信息的不对称，优秀管理者在当期就有动机付出低努力、冒充普通管理者，以规避下期更为苛刻的成本控制业绩要求，引致棘轮效应。为抑制该效应，从而实现成本控制高效率，委托人需识别管理者类型，却又面临高额信息租。考虑两期有（无）跨期承诺激励方案，纳入外部经理人市场影响因素，将国企总部与生产单元之间的博弈均衡模型化为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构建动态逆向选择模型，设计最优激励方案，探讨实现分离均衡时，激励管理者付出高努力的条件和信息租。研究发现，民企对国企人才的竞争，弱化了棘轮效应，信息租降低。     

货币基金账面净值估值与确认方法的困境

一、理论依据 理论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者是委托人为信息劣势方而基金经理为代理人是信息优势方.代理人的行为将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不能直接控制代理人的行为,甚至对代理人的监督也有困难,只能通过间接手段影响代理人的行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委托人不能完全观察、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就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在于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努力之外的,而是受人的良心、努力程度的影响,而政策的选择又会影响人的努力程度与良心状态.因此,一种好的政策会通过影响人的主观行动而间接地改变关于人的活动结果的概率,改进经济状态,增进委托人的利益.     

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委托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一方的目标要通过另一方的行动来实现。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代理方，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为委托方，双方的目标不一致，各自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委托人赋予代理人一定的权利（如使用一种资源的权利时），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受正式或非正式契约的制约，代表着委托人的利益，并相应获取某种形式的报酬。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想使代理人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只能观测到另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引入EVA指标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

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委托人需要设计一套对代理人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EVA（经济增加值）指标通过将代理人所得的利益和企业价值增值挂钩，使经营者对个人效用的追求转化为对企业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两权分离下的代理问题。     

经营者期权激励方案的探证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主要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委托人)将公司委托给代理人经营,代理人应该以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所有者向代理人支付相应的经营报酬。但是,作为“经济人”的代理人有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因此,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可能总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在确定性和完全信息条件下,委托人设计一种强制性报酬制度,即代理人努力工作达到了委托人要求的经营目标,给付约定的报酬;若没有达到,则报酬为零。这样,代理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努力工作。这种制度设计的假设条件太强,一是公司的经营目标由经营者的努力决定,…     

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中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度安排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目标函数的差异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极易导致各种代理风险的产生。因此,研究如何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相互关系设计中对激励约束机制进行相关的制度安排,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试论食品安全中的委托代理

依据委托代理理论，食品相关三方暗含着如下委托代理关系：首先，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消费者是委托人，生产者是代理人；在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消费者是委托人，监管者是代理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不一致（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三方各自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常常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三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制约的利益博弈关系。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税负

以我国2004—2012年A股非金融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区分了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控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政绩诉求对国有企业控制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及该控制程度对国有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包括财政盈余、相对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且省级政府更注重相对经济增长率及失业率,市级政府更关注财政盈余水平;三个政绩诉求中相对经济增长率对政府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与省级政府相比,市级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税负更重。这表明,增加地方国有企业税负是市级地方政府实现其政绩诉求的重要途径。     

上市公司再融资中的代理成本问题

詹森和梅克林把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将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契约把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所谓代理成本,是指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情况下,代理人有可能不完全按照契约行动或偏离委托人目标、意愿而引起的对委托人的价值损耗。     

政府审计目标:理论框架和例证分析

政府审计目标是政府审计关系人通过审计实践活动所期望达到的境地或希望得到的结果。审计终极目标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审计目标,委托人希望政府审计能抑制代理问题或次优问题,代理人希望政府审计帮助自己更好地履行经管责任或证明自己不存在代理问题或次优问题。审计直接目标是审计机关的审计目标,分为总目标、项目目标和具体目标。总目标是生产让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满意的审计产品,体现在审计产品内容、审计产品定位和审计产品种类方面;项目目标是政府审计机关希望通过特定的项目审计所得到的结果,它是总目标在特定审计项目的体现;具体审计目标是特定审计主题所承担的审计目标在特定审计事项上的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