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探索——以遵义市“余庆经验”为例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基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治理创新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遵义市余庆县从多年前开始,就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探索的“四在农家”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五心教育”、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三不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等一系列举措而形成的“余庆经验”,为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从法律层面透视“余庆经验”

“余庆经验”坚持依法治县,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善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体现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正好顺应了当前建设法治中国的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淡马锡模式”再考察

国有企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淡马锡控股及其“淡联企业”是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典型代表,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淡马锡模式”。“淡马锡模式”是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在法治体系、行政体系和社会大众对于淡马锡控股及其“淡联企业”的公共治理方面,也体现在淡马锡控股及其“淡联企业”的公司治理方面。“淡马锡模式”启示中国国资国企改革要注重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同步,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规划资本投向并维护股东权益,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发挥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作用。尽管有不少专业化的做法和经验可资借鉴,但是“淡马锡模式”也有其推广局限,其基于同质资本的运营风格与中国国有企业存在很大差异。     

基层治理“汕尾样板”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加强与创新基层治理,需要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主体、内容、机制深度融合,尤其要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矢”射基层治理之“的”,不断推进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近年来,汕尾市通过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汕尾样板”,实现了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华丽蜕变。以汕尾市为例,研究其主要经验、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等,对全省乃至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余庆经验”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贵州省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加快后发赶超的重要时期。后发赶超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2009年8月贵州省委向全省发出了“远学枫桥、近学余庆”的号召。笔者通过对“余庆经验”经典案例的总结分析，为努力营造贵州省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实现跨越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借鉴。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从时代要求、发展需要、实践保障等角度来看，党建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北京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和阳泉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作为城乡的典型案例提供了丰富经验，结合当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多方挑战，从引领地位、引领机制、引领制度等三个方面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调动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创新社会治理形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正面临着价值精神性、共益关系性、组织协调性方面的三重问题与挑战。对此，需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为“元治理者“的作用，通过党的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机制、党组织扎根式服务的工作机制以及“党建—社建”机制的双向嵌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的有序发展，促进“人人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     

基层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以青浦区新时代幸福社区为例

基层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所在、重心所在、支撑所在，青浦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认真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推进“新时代幸福社区”这一青浦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打响了青浦“温暖家”的社区治理品牌，为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创新基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     

“最多跑一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提升的江阴实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提出的“江苏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新期望,江阴市以“最多跑一地”改革为创新着力点,建设并实体化运行综治中心,将分散的治理资源力量实现“物理整合”,依托明晰职能定位、完善运作流程、跨部门协调、数据共享等“化学融合”相结合的方式,致力于把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实现“一地式、全链式、智慧式、联动式”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实现了新跨越与新提升。     

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凝练及实践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是预防化解矛盾的经验,更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科学阐释、正确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和特征是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凝练概括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特征前提下,总结经验启示,对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建议。     

“责任式创新”框架下科技治理范式重构

近年来,科技治理问题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如何以更合理的方式促进创新与社会价值融合已经成为各国科技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21世纪初,在欧美兴起的“责任式创新”阐述了集体、开放、综合创新方法,为科技治理提供了具有实践效力的伦理框架。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科技治理相关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责任式创新”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创新”与“责任”相结合、促进创新活动符合社会期望并实现科技治理范式重构。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十大突出问题

<正>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已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目前的基层治理进程仍处于从“管理型和权力型”政府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过渡的阶段。虽然国家一直通过各种改革、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更新等工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形式主义、运动式治理等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痼疾仍未有效去除。     

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脉路及展望——基于2018—2021年CNKI的计量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创新。文章运用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脉路与趋势，目前国内有关市域社会治理核心文献研究不足，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但已具有一定数量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作者。通过对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认知的梳理，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与中国之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四个方面；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各层级治理主线中，经历“理论创新-顶层设计-实践探索-地方立法”的演变脉路，折射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治理逻辑。从研究趋势来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挖掘“治理节点”，依托敏捷治理、治理体系优化和构建为手段驱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研究热点。     

整合式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一种选择 ——基于对常州市采菱社区的观察

当前基层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但民众对治理效果的期望水平却不断攀升.这种张力下,欲实现基层善治, 需要更多有效的治理手段和经验.创新就是一种探索基层治理手段和经验的尝试, 但并非所有的社区都会选择原始创新.一方面是受制于有限的治理资源, 另一方面是创新中可能存在风险.而创新扩散有助于解决既需要创新又不能贸然进行原始创新的问题.在借鉴创新举措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本地的治理措施是很多基层社区的理性选择,其在治理的层面表现为整合式治理.     

后现代社会的科技治理：内涵、原理与理论指向

科技治理是一个被学界和实践者广泛使用的术语，用以区别于传统科技管理模式。然而，受制于“治理”的观点分野，科技治理的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各理论构件呈现冲突性、碎片化特点。通过对我国科技建制历史的回溯发现，科技治理发轫于后现代社会科技创新活动特征变化所衍生的治理需求，体现了科技创新从“建制”到“解构”的历史趋势。因此，在“解构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将前沿治理理论与科技创新实践有机结合，从多个维度对科技治理进行阐释，指出科技治理以行动者网络作为行动结构，以后现代话语作为对话形式，以合作制组织作为组织形式，以行动主义作为互动形式，以良性、可持续创新生态作为发展目标。研究勾勒出后现代社会科技治理的理论图谱，可为我国未来科技治理改革实践提供方法论依据。     

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南京市秦淮区基层治理集成改革基本做法及启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基础单元和细胞,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最后一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近年来,南京市秦淮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将治理重心下沉到城市末梢,初步形成了“两赋两强”“双做双增”的街道与社区集成改革模式,为探索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实践样本.     

“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广西高校“思政课”实践性教学部分单列的可行性研究

“思政课”社会实践部分的“单列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创新。借鉴与推广广东高校的“单列模式”能改变广西高校实践教学不规范的现状。分析表明，广西高校“思政课”教学单位不仅有推广“单列模式”的必要性，而且也具备一系列推广的有利奈件。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广州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广州市大力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研究发现，在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广州市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矛盾问题，集中表现在基层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技术应用不合理、基层平台孤岛、基层干部数字素质不高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围绕干部这一关键要素，从转变干部政绩观、提升干部数字素养、强化民生需求导向、破解基层数字壁垒等方面提出了对策路径，以期能为基层数字化转型工作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