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从化县吕田区“本地人”来源辨

一吕田区处于广州市行政管辖的从化县北部,座落于群山之中。她原名为“流溪堡”、“流溪峝”或“纸峒”。清代康熙年间郭遇熙编纂的《从化县志》说:“流溪地狭民贫,以竹纸为生涯。”(见该书卷一“疆域·流溪堡志”)。又说:“流溪,一县之水也。溯溪之源,北至五指,由五指而更穿岚度(山献),则山有十八峝,峝有十八山矣。溪谷林箐,缕缕烟火者,间得四十八邨。相逢野老,椎髻殊颜,鸟语(夬鸟)舌,迥异人间。噫!岂其秦汉之人耶?”(同上书,卷一“流溪图说”)     

看看你的企业都有哪些臣

《论语》先进第十一篇第二十三章：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人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编者按]     

湿柴

已故名教授陈寅恪写过一首《哀金源》诗,诗中有句:“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陈教授自注;“粤俗呼物之无用者曰湿柴。”按:金圆,指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滥印滥发的纸币——金园券、银元券。湿柴——难烧(销)兼死火,未爆已先烟。乃当时广州市民讥时泄愤的歇后语。其时,将要倒台的“国民政府”对百姓加紧压榨,猛印金圆,强制行使。人们明知所谓“法币”早晚会变为废纸一堆,谁也不予信任,故名之为湿     

电影“大片”发行放映运作浅议

电影“大片”，是近年来电影艺术中的一个新词儿，所谓“大片”，一般来讲，是指投资高、质量高、影响大、卖座率高的“大制作”影片。这其中既有传统的故事片，也有现代高科技的三维动画片；既有进口片，也有国产片，例如《人猿泰山》、《指环王》、《狮子王》、《哈里波特》、《特洛伊》、《英雄》、《十面埋伏》等。     

以民为天

偶翻《汉书》,读到《郦食其传》中“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深以为然。兴之所至,又查阅到汉初民本思想之集大成者贾宜在《新书·大政上》云:“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又,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读通鉴论》有云:“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综上可知,所谓“以民为天”,就是当权者要把人民作为安身立命的依靠,要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高、最大、最神圣。“以民为天”,乃治国之本。《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通‘为’)邦本,本固邦宁。”意即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唯民生安宁…     

也论秦“士伍”的身份——与周厚强同志商榷

新近,周厚强同志的《秦士伍的身份及其阶级属性辩析》一文,对秦“土伍”的身份和阶级属性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士伍”仅仅是指“尝有爵而被夺去爵位的人”。笔者认为周文的立论和取证都是可以商榷的。 一 史书上有关“士伍”的记载,最早的见于《史记·秦本纪》:“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如淳注“士伍”说:“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史记·白起列传》对此事的记载类《本纪》,然未作注。较迟的见于《汉书·景帝纪》,“吏迁徙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土伍,免之。”李奇注云:“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颜师古则注说:“此说非也。谓夺其爵,令为士伍,又免其官职,即今律所谓除名也。谓之士伍者,言从卒之伍也。”又见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棘蒲与侯太子奇谋反”。     

从广州爱育堂契约文书看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关系

同治辛未(1871年),广州乡绅潘云溪、潘镜波等人,建立了名曰爱育堂的慈善机构,此后曾相继购入了一批土地。从现存的爱育堂置产簿及其它的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买卖关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本文试对此作一概述,为今后的有关研究提供一点素材。 一、与土地有关的契证 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是历代劳动人民采取修筑堤围,与江海争地的结果。万历《新会县志》说:“象山之下,昔皆为沧海,民生其间,不为波臣者儿希,今则淤为沃壤、望不可极”。嘉庆《龙山乡志》卷首也说:“考宋元以前,山外皆海,潦水岁为忠,民作高阜而     

“提封田”考问题的提出

“提封田”考问题的提出臧知非“提封田”之名，首见于《汉书·地理志》卷下，在《汉书》其余志，传及其他汉代文献中则云“提封”，其用法和含义与“提封田”相同，系“提封田”之省。对其含义，古今学者，颇多歧见。《汉书·刑法志》云“同方百里，提封万井。”注苏林曰...     

闫闯：旗帜的力量时刻保持冲锋的姿态——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抗震救灾模范个人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这是孔子在《论语·子罕篇第九》中说的话,钱穆先生解释为“智者明道达义,故能不为事物所惑”、“仁者悲天悯人,其心浑然与物同体,常能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其为忧,恻怛广大,无私虑私忧”、“勇者见义勇为,志道直前”。     

驵侩、牙人、经纪、掮客──中国古代交易中介人主要称谓演变试说

1．驵与侩中国古代对交易中介人这一角色的最早称谓，当是见于战国时期作品《吕氏春秋·尊师篇》的“驵”，文中为论证“得之于学”的益处，举六个或出身微贱，或曾作奸为盗的“刑戮死辱之人”为例，说他们后来分别师从孔子、墨子及其高足，“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其中一位是“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所谓驵，是一种与商业相关的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一年获利之巨可富敌封君贵族的若干行业，其中有“节驵会”一种行当，而《汉书·货殖列传》则写为“节驵侩”。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驵”的本意是“牡马”；“侩…     

论作者创作动机的"树德建言"说--兼论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序志”是全书的纲领,不仅阐明了全书的指导思想、基本框架和创作目的,而且阐明了著书的创作动机、创作意图。刘勰提出“树德建言”说,就作者创作动机而言。主要从“文以明道”、“立言”以扬声显名从而“不朽”、超越“生之有涯”的局限以及批评当时文坛之弊端等方面说明作者创作动机及其创作《文心雕龙》动机的。这对于强化作者创作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促进了作者批评和作者论的建设和发展。     

纸鹞

风筝,粤语叫“纸鹞”。它源于古代的“纸鸢”、“鹞子”。《太平广记·纸鸢化鸟》;“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续博物志》:“今之纸鸢、引丝而上”。唐元稹《有鸟》诗:“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宋代     

从中国传统人生论的“义利之辨”反观今天的人生现实

人生中的义利关系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课题。中国古代有所谓“义利之辨”,当今也仍在进行“义利之辨”。能否正确处理义利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人生导向、社会发展、民族存亡和国家安危,所以它历来都是人生论中十分引人关注的命题。所谓“义”,《礼记·中庸》上说:“义者,宜也。”孟子也说:“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     

闽西中川胡氏族田研究

根据《龙岩地区志》的统计,1951年龙岩地区正式推行土地改革之前,闽西各地区登记为“公田”的数量多达876,653亩,占全区可耕地面积的42.69％。众所周知,闽西地区的所谓“公田”,实则绝大部分为一个个大家争所共有的“族田”。因此,对历史上曾长期存在于闽西,并起过重要作用的族田制度进行认真的剖析,是认识闽西地区土地制度沿革的重要基石之一。     

西晋诸侯四分食一制考略

西晋实行分封制度以后,如同战国秦汉时期一样,给予诸侯以优厚的经济利益。诸侯按照一定的比例同国家瓜分封户的租调,这便形成了一整套的分食制度。目前,史学界一般认为,西晋诸侯获取封户租调的比例,都是“三分食一”,即封户租调的三分之一为他们所占有。这种看法的依据出自《晋书·地理志》与《宋书·百官志》,两志中都有“江左诸国共三分食一”的简略记载。窃以为,《晋志》《宋志》中的记载是不完整的,其他有关记载表明,西晋分食制中,还有四分食一这一比例。下面,从两个方面对四分食一制加以推考。     

从两篇史料看台湾古代社会经济

有关台湾古代历史记载,主要有三国时吴国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和《隋书·流求传》.这两篇史料,反映了台湾古代社会经历了野蛮时代低级阶级和中级阶段.从《临海水土志》看台湾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社会沈莹《临海水土志》(载《太平御资》卷七百八十)称台湾为夷州,称台湾古代居民为山夷.山夷的社会经济生活,先从生产工具看,该书记载“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环贯、珠璫.”台湾的铜铁矿数量不多,还没有山夷采矿冶炼铜铁作工具的记载,从“磨砺青石”作工具和装饰品、使用石器和骨角这一特点,说明应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山夷还“有犬,尾如麇毛状.”犬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最先驯养的动物,可以帮助人类打猎,也反映了狩猎经济.     

一条史料的校正

戴逸同志主编的《简明清史》第337页叙至清前期农村中出现大量种桑养蚕一事时,引了嘉兴府石门县一例,其文曰:“康熙时仅六个乡植桑共六万九千四百余株,到雍乾时期,‘民皆力农重桑’,‘树桑不可以株数计’.”这条资料的出处,书中注为:《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引《石门县志》.查《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原文为“石邑六乡官民及抄没桑共计六万九千四百余株.迩来四郊无警,休养生息,民皆力农重桑,辟治荒秽,树桑不可以株数计.”文中并无说明六万九千四百余株及迩来之树桑不可以株数计是什么时候的植桑数字,在被引进《简明清史》时,不知怎么突然生出个康熙及雍、乾时期来?再查光绪《石门县志》卷三《物产·木类》篇,卷中的记载是:     

绣之乡绣品美

夏天的树荫下,冬天的炕头上,大姑娘、小媳妇以至上了年纪的老奶奶,支起架子,一边谈天拉家常,一边飞针走线地绣花。这便是具有“鲁绣之乡”之称的山东省文登市农村随处可见的情景。经她们之手绣出的精美绣品,饮誉中外。 据《文登县志》记载:文登民间刺绣年代久远,妇女用多种技法,在布料上刺绣各种图案,竞相比美比巧。青年婚嫁,姑娘们都要亲手绣一个“鸳鸯图”或“凤凰戏牡丹”的红缎门帘。还要为新郎绣一块“荷花鸳鸯”的红手绢,以     

“货殖”释

“货殖”一词,通行的解释如下: 一九八四年版《辞源》解释为:经商,经商的人;并注“《史记》、《汉书》皆有货殖传”。 《辞海》以及史东编的《简明古汉语词典》之《货殖》条亦从其说,大约是源于《辞源》。但《简明古汉语词典》又于“殖”目下将“货殖”(动词)解释为“经商牟利”。 《现代汉语词典》“货殖”条解释为:古代指经营商业和工矿业。 笔者以为,上列解释都有可商榷之处,所引证的辞例,有的亦值得推敲。例如,《辞海》所引班固《西都赋》“与乎州郡之豪僳,五都之货殖,三造七迁、充奉陵邑”的“货殖”应当包括除地主以外的富有者,仅仅解释为商贾是说不过去的。 这里,依据有关史料,试作一解: “货殖”一词,早见于《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两《唐书》天宝户口对勘

《旧唐书》卷三八至四一《地理志》一至四所载各道州府户口,有几种情况:(一)有两个时期的数字,即“旧”(贞观十三年)户口数和“天宝”户口数;(二)只有一个时期的数字,有的是“旧”,有的是“天宝”,有的不说年代(笼统地说“领”)。《新唐书》卷三七至四三下《地理志》一至七下所载各道府州户口,除京兆府说明是“天宝元年”数字外,其他府州则年代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