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面板回归模型考察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的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总体在不断提升,呈现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区域格局;区域间差异是造成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区域差异的主因,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扮演着次要作用;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空间集聚模式相对稳定;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及市场力的提升对城市韧性水平有促进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多维韧性和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群韧性能力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未来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自主度、提高公众受教育水平、适时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等方式强化长三角城市韧性。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与影响因素研究

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QAP分析法以及ArcGis探究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网络结构。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数字经济整体关联网络的通达性、稳定性好，但联系紧密程度不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在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而舟山、铜陵等城市中心性均较低，位于边缘；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距离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树立协同发展理念，注重数字经济圈建设，构建数字经济新基建，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CRITIC法和熵值法综合权重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出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最后借助空间马尔可夫链和灰色关联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内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在空间上呈现“Z”型分布,大部分城市处于转型发展阶段。耦合协调等级的转移在地理上并不孤立,不同邻域背景对等级转移的影响不同。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演变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和应急通信能力等六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策略,以期为制定城市安全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及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长三角城市韧性差异分解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及其子系统韧性的地区差距，并运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韧性差距总体呈现出下降—上升趋势，而社会、生态及城市韧性差距总体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趋势，不同韧性视角下各省内部地区差距明显，地区间差距是构成各韧性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QAP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缩小不同城市韧性及其子系统地区差距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时期结果表明，相较于“十二五”规划时期“十三五”规划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缩小城市韧性地区差距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但正向影响依旧显著。     

中国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

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区域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区域发展正在由"带状"转向"块状",区域经济正在由省域、行政区经济转向城市群经济。基于2002—2013年城市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VAR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法实证考察了中国五大国家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呈非均衡态势,由基尼系数刻画的经济发展相对差异呈总体下降趋势;(2)长江中游、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他城市群区域内差异呈总体下降趋势;京津冀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差异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他城市群区域间差异均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10%显著性水平下,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对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具有单向溢出效应,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之间存在两两双向溢出效应,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之间无显著溢出效应。     

基于城市中心性的中国五大城市群研究

在我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群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选定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中游和成渝五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城市群中的城市中心性指数发现城市群中各城市在职能上呈现等级分布;每个城市群都拥有核心城市作为支柱带动城市群发展,核心城市具有显著的服务业中心性指数,制造业中心性突出的城市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基础。长三角和珠三角正处于城市群发展完善阶段,拥有多个核心城市联动发展;京津冀和成渝处于城市群的发展不均衡阶段,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分化明显;长中游仍处于城市群初级阶段,城市的中心性指数低,城市间联系强度低。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耦合协调性及其空间格局

在构建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并对比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耦合协调性及其空间格局,结果表明:珠三角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居于首位,长三角经济、社会效益大于京津冀,生态效益低于京津冀;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比重最高,部分城市经济效益存在滞后性;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均为拮抗与低水平耦合等级,社会—生态效益耦合强于经济—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耦合较弱;长三角耦合高值区位于以上海、无锡与苏州、南京为核心的圈层地域,南翼耦合性较低;珠三角呈"中心—外围"的耦合递减格局;京津冀中京津为耦合高值区,张家口与承德耦合度最弱;除深圳、上海外的其余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均为失调等级,社会—生态效益协调强于经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较弱;长三角协调高值区呈以上海为中心、南京为副中心的分布格局;珠三角以江门与肇庆、惠州为核心的协调低值区分列在以深圳为核心、广州为副中心的高值区两侧;京津冀协调的不均衡格局显著,张家口、承德、唐山协调性较差。     

中国五大城市群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2003~2013年

本文基于2003~2013年城市金融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非参数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中国五大国家级城市群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研究结论如下,五大城市群总体、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呈总体上升趋势,珠三角、长中游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呈总体下降趋势。城市群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区域内差异最大,长三角与长中游城市群的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城市群金融发展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的演变趋势不一致,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城市群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梯度效应,呈现两极分化或多极分化趋势。     

中原城市群产城协调发展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城融合"是地区人口、产业与城市空间协调发展的集中体现。以2000-2014年中原城市群地级城市的人口、产业、空间发展数据为基础,通过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以揭示城市人口—产业—空间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变化态势。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原城市群人口—产业—城市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波动变化,但整体波动范围相对较小。人口、产业、空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人口发展高水平地区集中于中原城市群西部和南部,产业发展高水平地区分布在中原城市群东北—西南轴线左上方,空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区多分布在河南、河北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明显低于长三角城市群,且协调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空间分布态势逐渐由中原城市群东北—西南轴线左上方向西北—东南轴线左下方转移。改变中原城市群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应以产促城,发挥区域人口规模优势,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加强区际联系,推动城市产城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城市协同发展动态演变及其网络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等7个子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7～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不同区域间、不同子系统间存在显著差异。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消除,但内部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协同发展类型转移存在路径锁定效应,演化路径具有不确定性。空间格局经历了从“Z”型到“>”型的转变;空间分布呈西北-东南格局,迁移方向由正南-正北转向正东-正西。绩效规模借用、功能规模借用可以提高城市协同发展水平,但存在空间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两种借用规模作用于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的路径存在差异。据此,应加强都市圈内部、都市圈之间板块链接,增强发展动能;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城市网络结构不断深化,提高网络外部性溢出。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

正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近日成立,该委员会成员单位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宁波、淮南、舟山等在内的长三角30个城市。同时成立的还有长三角协调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旅游专业委员会和会展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旨在加强长三角各城市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加快长三角经济转型升级,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和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是1992年建立的长三角15个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1997年升格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空间与产业双重维度下的城市群经济增长机理及空间外部性测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群的兴起,集聚经济的优势产生于"邻近空间"的交互作用中,应该构建包含"空间"维度的逻辑体系、法则和模型。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并行的,城市间的关系对城市自身和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探索性地统计分析、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26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城市间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对城市及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产业"已形成有效互动,二三产业发展、FDI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弱化其他城市经济发展,资本存量和人口密度对本地和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未来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探索城市群的协同管理机制,在从整体上规划好城市群发展的同时,将"城市间合作"作为区域发展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产业分工强化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和行为,重点解决城市经济联系不充分、城市职能分工不明确等问题,构建网络化城市布局形态,推进横向错位发展和纵向分工协作的城市群空间格局。     

全球城市区域视角下的长江三角洲演化特征与趋势

透过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视角对长江三角洲当前的产业与空间发展进行剖析,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已经逐渐显现出"网络+等级"的演化趋势.总体上表现为区域发展的匀质化、多中心化和服务中心的等级重构.产业结构处于激烈的变动重组之中,城市区域功能分工逐渐清晰,南翼与北翼的总体发展差异日益凸显."沿路、沿江、环湾"总体发展态势进一步强化,次区域发展组团展开新一轮的竞合重组.上海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正不断强化着长三角的"中心-腹地"关系,并深刻地改变着长江三角洲的空间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及其空间分异

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及其空间特征,并对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经济总量和对外联系因子、人均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和不安全因子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福祉水平的四个主要决定因素;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的因子得分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由"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构成的"Z字形"空间格局,其福祉决定因素的得分较高。通过缩小福祉决定因素的区域差距,可以有效缩小福祉水平的地区差距。     

哈长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力时空差异及演变特征研究

城市协同发展是在深层次重构区域发展要素格局,促进区域整体协同体系建立。选取经济协同、社会协同、设施协同、环境协同4个维度的指标,2004～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哈长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评,运用ArcGIS软件对各市城市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地理空间的可视化表达,并分析哈长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所得结论：①从时间序列来看,哈长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稳步下降趋势,经济协同和环境协同能力对整体协同水平影响逐步上升。②哈长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力分布格局均呈现中间高、四周低;西北高、东南低特征;③核心城市协同能力高于一般城市,各市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基于1996~2010年城市夜间灯光数据,运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加权标准差椭圆等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其变动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总体呈现东部相对密集、中西部相对稀疏的条形核心—边缘结构,1996~2010年间,城市体系集中度始终较高且经历了由"数量增长"向"规模扩张"转变的演化过程;城市体系空间增长表现为明显的先扩张后收缩、先向西南方向移动再向东北方向移动、沿海、沿江、沿沪昆线及南北交通通道轴线的动态演进特征;受地理条件、空间距离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非连续性和片段化特征,区域内各城市群空间演化特征差异化显著,江浙沪地区已进入都市连绵化阶段,形成较为成熟的跨区域城市群,而长江经济带广大内陆城市群则基本处于以都市郊区化和多中心化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尚不具备形成跨区域城市群的条件,各城市群边界和空间结构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中国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比较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利用多个指标模型综合评判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总体呈现经济上的分异和空间上的趋同。2003-2014年间,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程度均有增加,并主要表现为外围地区拉动;京津冀、珠三角中心城市的相对多样化程度有不同程度提高,城市职能趋向综合化,外向生产性服务能力增强。进而三大城市群形成了"专业化中心+专业化外围"和"多样化中心+专业化外围"两种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空间集聚特征测度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在三大城市群内部集聚均呈不均衡的极化发展趋势。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处阶段影响,十余年间,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幅度最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区位吸引力最强;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平均集中率最高;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集中程度,相对于全国的平均占有率均较低,行业发展的相对优势有所减弱。     

功能分工、经济集聚空间溢出视角下城市群多中心性研究

伴随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效应。具体而言,当城市群处于单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极化效应显著;当城市群为多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利用2015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截面数据,建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为单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水平较低;珠三角城市群处于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的过渡阶段,发育水平较高;长三角城市群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最为成熟。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角度来看,应促进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进而推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统筹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 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

长三角城市群制度创新是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城市群制度的进化历史。制度创新将会在土地集约化、农民市民化、区域一体化方面形成区域制度化,构建一系列新制度雏形,并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市场联动奠定基础。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