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分析——基于万科案例

股权是企业治理的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必要手段.以往的研究都更多的关注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通过控制管理层而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很少研究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以及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时企业控制权的转移情况.仔细分析万科宝能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万科最明显的变化是股权变化引起的企业管理层与宝能系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双方通过企业文化、法律制度、资本引入等途径和方式来争夺对企业的控制.论文的研究表明,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可以有效控制公司,但是当股权变化时,公司控制权是不稳定的.此外,法律环境也会对控制权的争夺起调节作用.     

基于股东资源的中国公司的股权结构研究

文章基于中西方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比较了中外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研究重点.西方国家的公司股权比较分散,传统公司治理研究更关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中国上市公司产生与发展历程决定了它们的股权结构相对集中,与其相关的研究也更关注大股东角色.大股东投入公司的资源不仅仅局限于财务资本,其角色也不只是公司治理的参与者.大股东凭借其资源的投入量与相对重要性获取相应的公司控制权,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价值创造.资源背景对大股东的权力配置、风险态度、投资决策、治理参与动机等各方面都有直接影响,研究中国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东行为需要关注股东资源.     

试探管理层股权薪酬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证明管理层股权薪酬收入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显著相关,国有性质的企业管理层的股权薪酬收入比重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薪酬收入负相关,能够发挥对股权激励内部监督的替代作用.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公司的价值.     

管理层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薪酬契约机制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利用股改提供的"自然实验"条件,检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授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越强,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地减弱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二者的关系在股改完成后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基于股权的薪酬契约强化了管理者个人财富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倾向于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以化解个人财富的分散化风险,而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改善有助于约束管理者的卸责行为,降低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大股东行为研究:文献综述

对大股东的行为研究属于公司治理问题的一个范畴.早期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即所有者如何保证以代理人为代表的管理层为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做出最大的努力.     

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治理、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 1 997年以前在中国上市的 50 8个上市公司 1 997— 2 0 0 0年 4年间的2 0 3 2个观察值为样本 ,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对公司治理效力和企业业绩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 ,其公司业绩、股权结构和治理效力也不同。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 ,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 ,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 ,其高级管理层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另外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 ,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司 ,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正面的。第一大股东的变更有利于公司治理效力的提高 ,有利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更加专业化。本文的研究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证了控制权转移市场对深化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流行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虽然缓解了股东的融资约束,但大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公司的长期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创新质量是研发投资产出成果的直接反映,其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了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特别是管理层持股和研发投入在其中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质量,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管理层持股可以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创新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部分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传导。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热点问题,如大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企业现金持有、企业代理成本、国家控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将其研究观点综述如下。一、公司治理与大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近年来,国外对公司治理的研究的焦点从最初的对企业所有者与管理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研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流通不好使——浅析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问题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导致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在股票市场流通．2001年以后．监管部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实现股票市场的“全流通”。但遭到了市场的强烈反对，于是暂停了该项工作。但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对解决“全流通”的呼声日见高涨。认为“全流通”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其立论依据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1)从理论角度看．全流通之后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中小股东就可以通过“以手投票”来发挥股东的监督功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恶意收购．炒掉不称职的经理人员．从而提高治理效率：2)从实证的角度看．美国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治理效率居世界前列．因此股权分散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3)股权分置使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大股东只关心“圈钱”．而不关心股价的涨跌，致使中小股东损失惨重。只要实现全流通就可以使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上述问题就可解决。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最优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模型与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构建了最优股权结构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最优股权结构。利用2006-2012年中国80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致:公司价值与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非控股大股东股权比例也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上治理水平不佳,董事会独立性不高,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并不十分匹配;国家作为控制人,其公司价值明显更低。本文认为,一个现代公司最优股权结构为: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在50%附近,其余为分散型的中小股东;第一大股东比例不宜超过20%,以保证大股东间相互制衡作用。     

合谋理论研究述评

公司治理是目前经济学和财务学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因为股权高度分散而导致的管理层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比如Berle和Means（1932）的开创性研究以及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等等，这为“第一类代理问题”——管理层如何保护不是所有者的股东的利益，而是怎么去为自己谋福利——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密切相关.本文考察了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情形下,双层代理和大股东控制问题是如何影响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分析表明,在公司治理不完善时,部门经理的寻租行为和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都会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     

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决策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股份回购的频率和回购金额，但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影响这一关系，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回购的正相关关系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现象。按照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在25分位数以下和75分位数以上的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股份回购会损害公司价值，而二股东的股权质押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股权结构与兼并行为倾向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Logistic过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兼并和被兼并行为,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股权属性、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变量对企业兼并行为具有显著解释能力.具体而言,法人股第一大股东、第一、二、四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股权集中度高、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倾向于对外兼并;股权分散、第一大股东主动出让股权或为国家股的公司则易于被兼并;大股东股权协议转让、关联交易和现金支付的兼并成功可能性高.这一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兼并实务工作和理论研究具有相当价值.     

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股权流动性与公司治理效率研究

本文考察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增加股票流通性对公司治理具有有效作用,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趋于理性化,股改完成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控股股东的流通性与企业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对集中的股权治理结构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