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以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为探究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文章选取2009—2019年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分行业工业机器人安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有利于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且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有效;理论分析和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是通过提高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增加企业政府补贴实现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据此,建议政府从供给侧、需求侧加大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支持力度,以缓解制造业企业过度金融化的问题。     

农村住宅建设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研究

稳定而持续的农业生产性投入是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住宅建设对生产性投资的三种可能影响,然后采用全国宏观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农村住宅建设对生产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为此建议,农村住宅建设的规模要切合实际、扩大农村住宅建设的融资渠道、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金融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5—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金融化行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创新投资在金融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股票流动性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企业价值在这一关系中承担着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企业金融化的利弊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过度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危害,引导实体企业回归主营业务,也为实体企业提高股票流动性提供决策依据。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例

利用2013年沪深A股上市1118家制造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行为和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拉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采取积极的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水平,提升企业绩效,但拉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不会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即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投资效率的提高;在不同所有制样本中,拉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水平影响显著,但对国有企业没有影响。研究结果深化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内在影响的机理分析,为我国上市制造企业高管薪酬的制度设计带来启示。     

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替与董事会特征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2—2004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替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替受企业绩效影响非常显著;董事会领导权结构影响了董事会在总经理更替中有效性的发挥;独立董事基本不能发挥监督控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层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在提高董事会监督效率上基本是无效的,上市公司存在比较明显的“弱”董事会和“弱”独立董事问题。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大股东股权质押、非效率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民营企业与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国有企业与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2)大股东股权质押容易引发企业过度投资而加剧非效率投资,由此加大企业风险承担,大股东股权质押-非效率投资-企业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3)股权制衡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提高会减弱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4)信贷约束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信贷约束度提高会加剧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防控中国实体企业运营风险及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中国上市公司CFO变更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A股的CFO变更数据,对影响CFO变更的公司业绩、公司内部治理、公司外部治理、CFO自身特征和公司特征五个方面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CFO变更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2）公司的内部治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开会次数对CFO变更影响显著,CEO变更对CFO变更呈显著正相关;（3）CFO变更与作为外部治理的公司年报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呈显著正相关;（4）CFO自身特征中的年龄、性别、任期对CFO变更影响显著;（5）CFO变更与控股股东变更、公司是否为ST和PT公司呈显著正相关。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负债来源结构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实施一年多的股权分置改革是否对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产生影响,从而揭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加强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对于拥有低成长机会的企业来说,商业信用表现出对投资的约束作用;对于拥有高成长机会的企业来说,商业信用表现出对投资的抑制作用。而银行借款表现了预算软约束现象。     

风险水平、替代性损失融资与企业保险需求——对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论文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以2010-2013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企业风险水平和替代性损失融资渠道对制造型企业保险购买可能性和购买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水平越高,保险购买可能性越大,但与之相联系的高成本制约了企业保险购买数量;企业是否购买保险与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替代效应,现金持有量充足时企业更倾向于用自有资金进行损失融资,但保险购买数量与之存在依附关系,保费支付受制于现金持有水平;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保险购买具有负面影响,在负债与保险两种损失融资方式之间,企业更倾向于前者。论文利用最新数据构建了企业可保风险水平和替代性损失融资的衡量指标,在微观层面量化研究了我国企业财产保险需求不足问题,并为企业和保险公司提供了相关决策建议。     

大股东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目前关于股权制衡的研究重点关注股权制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而对其作用机制及路径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同时也忽视了关系大股东产生的负面影响。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制衡的治理效应与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大股东持股水平、大股东关系对股权制衡治理机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既提高了公司投资效率,也抑制了大股东掏空,因此促进了公司经营业绩。对于大股东控制程度较低的公司,股权制衡削弱了投资无效率与掏空导致的不利影响,但对于大股东控制力较强的公司,股权制衡的治理机制并未显著发挥作用。如果公司存在关系大股东,大股东可能采取一致行动实施掏空行为。关系大股东的存在导致股权制衡也难以发挥投资效率促进和掏空抑制的治理作用。     

企业研发投入与实际绩效:破题A股上市公司

企业研发(R&D)投入是一项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战略行为,但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并不意味着研发投入总是以失败告终,研发投入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监督管理等制度因素。从企业绩效角度考察企业R&D投入效率,以及考察制度环境和所有权安排对企业R&D投入绩效的影响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和合适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提高企业R&D投入的绩效。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绩效--基于161家文化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实证

文章通过对2011-2013年161家文化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当期和滞后期政府补助对于文化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都得到证实,应该坚持政府补助文化企业的政策不动摇;研发投入在当期和滞后期都能够对政府补助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其中当期研发投入对当期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达到6.610个单位,占直接效应比重近65%;对滞后期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达到2.417个单位,占直接效应比重约为24%。这个结论说明政府补助不应仅用于贴补成本费用,而是要建立政府补助激励文化企业研发投入的引导机制和长效保障机制。此外,为了改善政府补助的政策效果,还需要加强事后监管,构建政府补助后评估机制,落实一系列配套政策,从而促进文化企业持续研发创新、不断增强核心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