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控制、市场化进程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不同产权类型与不同政府控制层级最终控制人的公司中其对投资行为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公司,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水平会越低;市场化程度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明显;即便是同为政府控制者,在其不同控制级别下,进一步衍生出抑制效应的差异,即: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明显.     

企业生命周期、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选取2013—2015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并进行3SLS回归,动态检验了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生命周期发展,企业受到的媒体关注呈逐渐递减趋势;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媒体关注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不同.在成长期,媒体关注有利于改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其具有显著的治理效用;在成熟期,这种正向治理效应依然存在但不再显著;而在衰退期,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与评价媒体在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方面的作用.     

内部控制质量、自由现金流量与非效率投资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因委托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从而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投资机会丧失的情况.本文以2011—2016年沪市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自由现金流量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自由现金流量引起的非效率投资是否具有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非效率投资之间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越少;自由现金流量短缺的公司倾向于发生投资不足行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自由现金流量对投资不足的影响.     

内部控制、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将内部控制引入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考察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正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投资效率越不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干扰,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不仅能够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能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内部控制具有重大的公司治理价值,能够抑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     

政府干预和治理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公司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说明有大股东的股权制衡结构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独立性董事会的公司过度投资较低,说明国有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制约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的作用;董事薪酬和公司过度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对于减少公司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性。此外,本文也发现负债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高管腐败、内部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存在增加投资谋取私利的动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行为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当考虑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内控控制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更谨慎地制定投资决策，因此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措施可以调节高管腐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抑制高管腐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显著。     

基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研发投资绩效研究——来自深圳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

笔者以深圳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研发投资3个维度的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资与研发投资技术绩效在企业生命周期3个阶段均为正相关关系,成熟期更显著;研发投资与研发投资财务绩效在成熟期是正相关关系,在衰退期是负相关关系;研发投资技术绩效与研发投资财务绩效以及研发投资技术绩效与研发投资价值绩效在企业生命周期3个阶段均为正相关关系,衰退期表现最弱;研发投资财务绩效和研发投资价值绩效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为正相关关系,在衰退期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非理性投资行为、债务稳健性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旨在剖析非理性投资行为能否带来债务政策的扭曲,及其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债务稳健性显著低于投资不足公司的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高于投资不足公司;经过前两期的资本结构调整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在过度投资公司与投资不足公司之间已不存在显著差异,资本结构调整效果较为明显;相对于投资不足公司而言,过度投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负债调整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对债务稳健性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投资行为下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调整效果和调整方式迥然不同。     

内部控制、盈余管理和管理者的在职消费

以我国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笔者系统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其对公司管理者在职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的盈余操控,而且相比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内部控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管理者通过对公司盈余进行操控,以增加其在职消费,且主要通过向上盈余管理,尤其是向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少公司的向上盈余管理,从而降低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内部控制通过向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抑制在职消费的管控作用较弱.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薪酬激励与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将投资者情绪与传统理性视角下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检验管理层薪酬激励和债务融资两种治理机制与投资者情绪交互作用对投资非效率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考虑投资者非理性影响,管理层薪酬激励、债务融资均与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其与投资者情绪的交乘项均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治理机制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却依赖于投资者情绪状态。     

股权结构、现金流与资本投资

对于内部现金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原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对应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对应投资不足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该文对1998-2001年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地方政府或一般国企控制的公司,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下降,支持了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假说;而在中央部委、境内非国有实体和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没有发现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问题.     

内部控制、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基于创业板的实证分析

以35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逐步回归法实证检验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市场化水平在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创业板上市企业创新投入越少;内部控制质量对创业板上市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股权集中度与市场化水平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之间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股权结构、现金流与资本投资

对于内部现金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原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对应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对应投资不足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对1998-2001年上市公司的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地方政府或一般国企控制的公司，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下降，支持了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假说；而在中央部委、境内非国有实体和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没有发现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问题。     

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关系研究

文章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探究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同等条件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过度投资水平;同时,从政治关联类别的角度来讲,政府官员类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相对严重,而代表委员类对过度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价值。从价值的创造过程看，股权结构首先影响公司投资，从而影响公司价值。解释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控股的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股东控股的公司能够较好地控制过度投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导致了扭曲的公司投资决策。     

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对于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文献一般集中于代理问题展开的。本文认为,产品市场竞争也会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2001～200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影响,市场竞争能够约束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当公司代理问题严重时,产品市场竞争状况与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高度相关,公司经理会利用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另外,处于行业内主要厂商地位的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比其它公司严重。     

投融资一体化、产权性质与投融资效率

本文以投融资一体化为视角,在投融资效率的分析框架下,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²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探讨投融资效率对公司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融资效率对企业发展影响显著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投融资一体化有利于缓解因资金短缺引起的投资不足,但另一方面,现金流的增加亦可能加剧公司过度投资。进一步按产权性质分组检验表明:投融资一体化可能会显著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影响。     

集团现金管控程度对EVA考核的过度投资抑制效果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央企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央企的数据,研究了国资委针对央企推行的EVA考核对央企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效果,并考察了央企集团的现金管控程度对EVA考核的过度投资抑制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VA考核确实对央企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央企集团的现金管控程度越高,EVA考核对其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越明显。据此指出央企集团总部对现金进行强势控制有助于发挥EVA考核体系的有效性。     

治理环境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使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是经理获取私利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2003-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了公司治理环境能否约束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以及控制人性质能否影响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约束作用。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尤其是正的自由现金流时,将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有利于抑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但这种抑制作用仅仅在民营上市公司才较为明显。我们的研究一方面为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也表明,研究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要高度重视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另一方面治理环境的作用又与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有关,稳定有序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有利于降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由此可见,只有同时改进外部治理环境和公司的微观治理机制,才能更有效地缓解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增进公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