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研究

本文从城市化与生态耦合系统的内涵出发,指出人口迁移、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水平等是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因素。综合考虑城市化质量、环境和生态三个子系统,最终选取22个要素指标,建立了三级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整合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分析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波动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并指出由于政策及经济周期的波动性,生态环境变化对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具有较高的同步上升弹性和较低的同步下降弹性;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而城市化发展的三方面对生态环境两个子环境所产生的作用明显不同.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省作为我国的煤炭大省,在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西耦合协调发展的测度对山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分析山西省的基本发展情况,简要介绍城市化和城区生态环境的现状,计算不同权重后分别建立不同综合度的评价指标模型、耦合度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文章得到以下结论：社会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是推动山西城市化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但生态环境整体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响应是推动生态环境发展的主要原因。山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11年间都在拮抗发展,山西城市化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生态环境不良则制约城市化发展。     

基于利益视角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诊断方法研究

在现有协调性耦合关系研究较为深入的背景下,针对现阶段我国人地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非协调性耦合关系矛盾突出的特点,从逆向思维的问题诊断这一研究目的出发,基于利益冲突视角,开展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诊断方法研究,为进一步实施有效的人类干预提供依据。通过构建城市化利益指数FUW、生态利益指数FEW,提出诊断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矩阵法、弹性指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这三种方法各有特点,可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加以选用,或多种方法相互补充。     

浅析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21世纪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纪，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是其主要动力之一，在城市化水平提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同时，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来，因此，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城市化进程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和对策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别对其作了一些探讨。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比较研究

以中国18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计算城市化及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指数,并建立耦合评价模型,计算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并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并且地区差距明显,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生态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一直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然而随着出口贸易规模大不断扩大,生态环境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破坏。文章通过对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出口贸易增长对生态环境的规模负效应是相当显著的;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出口污染物排放量均由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是出口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废气增幅显著;按照库茨涅兹环境倒U型曲线理论,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外贸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将会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在复合的、多样化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下迅速推进,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利用1983—2008年中国城市化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知,工业化、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等因素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而城乡差异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则呈现双向特征。     

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及其与城市化耦合分析

城镇失业人口已成为我国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最紧迫、最严重问题之一。根据1988—2003年统计年鉴,对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并研究其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从纵向角度分析,城镇失业人口数变化与增长的省区差异具有一定集聚现象;②从横向角度分析,城镇失业人口空间分布呈“四区、一带”凝聚,这与纵向分析的分布地带具有高度一致性,可认为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表现为“四区、一带”格局;城镇失业人口和城市化的耦合系数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城市水平提高,耦合系数增加,两者耦合水平则减少,当城市化达到完成阶段,两者耦合关系减至最低。最后提出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低情况下,提高城市化水平成为解决城镇失业人口的有效途径之一。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互动机制的生态城市建设

本文从概念和数理逻辑方面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胁迫和制约的相互关系。在数学上，表现为一双指数曲线，即区域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存在先指数衰退，后指数改善的规律。在时间序列上，可划分为低级协调、抵抗、磨合以及高级协调四个阶段。根据这些规律性的结论，我们认为生态城市是人类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其建设过程就是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不断磨合、协调的过程，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不但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和生态阈值，而且要进行一系列的生态创新。     

基于包容性发展的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系统耦合分析

构建了涵盖城市包容质量的城镇化质量测度体系,利用2000—2012年新疆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测度,并据此分析了城镇化质量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与城市包容质量子系统的耦合关系。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2年新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要慢于城镇化率的提升速度;经济发展质量、人口就业质量基本逐年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城乡协调质量逐步下降,居民生活质量略有上升,总体上呈波浪式变化趋势,公共服务质量先下降后上升,城市包容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发展质量、人口就业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和城乡协调质量与城市包容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2010—2012年人口就业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城乡协调质量与城市包容质量的耦合度基本上处于极限发展阶段,彼此矛盾亟待调整。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和谐的城市化研究——以长春市为例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标志,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但快速粗放型城市化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现实的破坏与潜在的危险,已成为我国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危及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长春市为例,在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长春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探讨.     

城市化推动我国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分析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国内旅游的二元结构,城市居民收入高、国内出游率高、人均旅游花费高,是国内旅游发展一个结构性驱动力.以1994-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和2007年30个省区截面数据,分析了城市化对我国国内旅游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982-2011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国内旅游呈现阶段性增长,以1992年和2004年为界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4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化率与国内出游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呈线性关系.依据回归方程预测,2020年城市化率60％时,国内出游率将达到298％,居民人均旅游花费达到1957元;依据2006-2007年全国30个省区截面数据,各省区城市化率与国内出游率呈直线关系,据此将我国30个省区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高城市化—高出游率,高城市化—低出游率,低城市化-高出游率,低城市化—低出游率.研究可为分析各地区城市化与国内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据.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在建立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石羊河流域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分析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交互耦合的主要因素,并揭示了耦合度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交互耦合是复杂的。其中,城镇人口增长较快、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是胁迫水资源环境的主要因素,而总用水规模偏大、水资源管理落后以及水资源匮乏的本底条件是制约流域城镇化的主要原因。②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其变化曲线呈现出两个连续U型。第一个U型表明2001—2007年期间水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力总体上是先变小、后变大的趋势。第二个U型在验证2007年《甘肃省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出台后流域生态恶化趋势有所缓和的同时,警示继续加强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实现耦合协调的必要性。③各县(区)耦合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空间差异,这与各县(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区域自然条件有关。     

A Positive Analysis on Personal Saving Rat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The level of saving not only influences the life of individuals,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country＇s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the studying on saving is becoming a focus problem in modem life. In recent years, the personal saving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fallen sharply, but the personal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at an astoundingly high level. This paper studies this problem with the positive analysis method from the situation; the reasons of the saving rate disparit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saving problems.     

中国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以西北地区为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后者综合得分及其增长幅度均比前者要高;第二,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基本位于过渡区间并且多数是环境规制滞后类型,同时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趋势;第三,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位于环境规制强度系统内。基于此,提出生态理念先行、制度保障紧随、产业升级并行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