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实体经济投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在实体经济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传统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采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路径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途径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均能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企业的高科技属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关系,而国有产权属性则会削弱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传统实体企业的经济后果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推动传统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助推了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解，从而驱动数字化转型和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会计稳健性是财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惯例，已成为会计盈余的重要质量特征之一。本文运用basu（1997）模型，将会计稳健性定义为会计报告对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更及时，探讨了有关公司治理的几个重要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治理因素中，银行借款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国家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在国家股比例低的分组，会计稳健性较高。发行有B股的企业，会计稳健性与只有A股的企业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报告质量的一种量度，随着会计制度和准则的国际接轨与完善，证券市场监管的加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不能保证会计报告的质量，尚需改革国内相关的制度背景，如公司治理、法律实施环境等。     

金融科技、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与前沿技术融合的新产物，能对实体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升财务配置质效、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度并强化风险平滑能力，这些都能有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特别地，良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充分释放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的重要条件。本文结论为优化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完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对中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和营商环境正向调节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日益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动能。相应地,经济税源的形式与范围理论上也得以拓展,但国内外实践表明,数字行业的平均有效税率远低于传统行业。为此,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经营流程与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创新能力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税负的重要路径,且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随企业规模、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的上升而增强。本文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税制的基本要素进行适应性改革,以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征税效能与税制公平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会计稳健性对权益价值评估的影响——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2001～200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沪深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定价系数进行测定,发现与美国资本市场类似,我国样本公司会计稳健性定价系数的均值小于0。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亏损公司盈余管理是影响会计稳健性定价系数异象的主要因素。具体来说,我们发现亏损样本公司组的会计稳健性定价系数的均值显著小于0,而盈利样本公司组的该系数大于0,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好消息公司和坏消息公司进行区分。但是,在我国弱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柠檬效应导致盈利公司会计稳健性系数的定价过低。     

企业数字化转型、坏消息隐藏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2010-2020年度上市企业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企业内部人的坏消息隐藏。围绕坏消息隐藏展开的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环境不透明及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此外,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以降低同行业内及供应链上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提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自身股价崩盘风险及其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不仅从金融市场稳定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国家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变革、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化转型正促进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和效率变革。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上市公司年报中关键词词频指标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基于微观企业特征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践行数字中国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强化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薄弱环节的融资支持;引导企业制定符合自身特征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加速推进新兴科技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有机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H集团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H集团作为我国本土企业担负着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责任。本文以H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为案例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治理能力水平的影响,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缓解代理问题,帮助企业提高治理水平,为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重塑核心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明显抑制税收规避行为;它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不同代理成本和媒体关注度的企业中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抑制税收规避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税收规避的理论认识,也为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税务监管能力提供了借鉴。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制造业碳排放——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以2012—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和总体碳排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的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制造业碳排放，该影响机制在替换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后依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为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财政数字化转型与公共支出结构优化

本文通过收集省级财政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支出等数据，对财政数字化转型进行较为科学的衡量，并实证研究财政数字化转型对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财政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和促进财政盈余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人大监督弱和财政压力大的地区，财政数字化转型对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财政数字化转型影响公共支出结构的效应、作用机理和情境差异，可以为如何更好推动财政数字化转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带来一定启示。     

关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模式实践与创新路径的研究——基于近年来部分A股上市银行年报分析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代,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商业银行数字化有利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商业银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首选战略。本文基于全国部分商业银行公开的会计年报信息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现状,发现各类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进展不一,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被边缘化现象较为严重,技术应用流于形式,客户体验不足,数字化转型存在同质化现象,部分服务对象的数字化程度低,数据质量和数据安全保护不足。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努力提升科技实力和水平,将金融科技元素嵌入到全业务流程各环节中,重视客户体验,采取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的转型方式,打破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同质化现象,同时要不断提升服务对象的数字化水平,强化数据治理,加强数据安全保护。     

数字经济发展对会计的影响与会计人才培养研究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一轮数字技术催生了商业模式、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的颠覆性变革与创新,并对会计理论与实践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会计人员的知识技能和创新实践带来诸多挑战,这也使得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需要及时更新、不断提升。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会计人才,是推进会计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点。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对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提出数字经济时代会计人员应当具备的专业能力、数字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等,并从高校、企业、政府等角度探讨了会计人才培养的潜在策略,以期有助于提升会计人员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适应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