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审计师忙碌程度与审计费用

本文以2005-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其审计费用更高，由忙碌程度高的审计师进行审计会进一步加强这一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变更会导致战略调整程度和审计投入的增加而使得审计费用增加；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公司规模较大的样本中，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审计师和相关部门关于公司高管变更审计与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     

内部监督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高管变更的视角

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能有效抑制高管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数据,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高管变更当年存在较为严重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董事会监督效率越高、监事会越勤勉,以及大股东制衡度越大,该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越能得到抑制。鉴此,宜加强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完善公司治理。     

高管审计背景、盈余管理与异常审计收费

利用2004~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考察高管审计背景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审计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中,将高管审计背景分为高管审计经历与事务所关联两个维度。研究发现,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公司为了实现较低风险水平下的私有收益最大化,有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事务所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增加额外的审计收费以弥补过高的审计风险,而"校友效应"却使事务所显著减少该类公司的审计收费。研究表明,高管审计背景可能会导致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下降、审计风险上升,证实了其对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及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加强对高管审计背景公司的监管及完善审计师跳槽的"冷却期"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董事会监管下的高管变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董事会监管下高管变更带来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当年存在调减盈余行为;董事会监管程度与高管变更的概率有相关关系;董事会监管能抑制高管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应注重董事会制度建设,强化董事会监管作用,以规范盈余管理行为,促进我国上市公司健康、有效的发展。     

高管晋升激励、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职位晋升带来的利益差距在激励高管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可能诱发高管自利性动机,带来激励负效应。基于此,本文利用2010—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晋升激励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审计定价的提高源于审计投入的增加和风险溢价的收取。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在CEO变更频繁时更为明显,此时审计师会进一步收取风险溢价以增加审计费用;产权细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时,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差异显著;代理成本在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师定价行为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高管晋升激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交互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公司高管变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及战略决策与实施,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扮演着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号的角色,当高管不能够满足其契约诉求时则面临着较高的被变更风险。本文将高管变更区分为非常规变更和常规变更两类,考察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不同类型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国企中,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显著负向影响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对当期高管变更影响不显著;非国企中,当期两类高管变更均对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低会导致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     

女性高管参与企业管理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决策吗?北大核心

基于厌恶风险和缺乏过度自信的内在特质,女性高管的企业管理行为与男性相比更加保守和谨慎。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部分,女性高管在盈余管理方面也会体现其内在特质,偏爱选择低风险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选取2009—2013年沪深两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上市公司女性高管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重与管理层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占总盈余管理程度的比重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多元回归检验。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与管理层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偏好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适当增加女性高管在高级管理团队中的比重,以避免冒险的盈余管理决策损害财务报表的公允性。     

女性高管总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女性高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说明女性高管影响公司的领导风格和决策过程,从而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不对称性影响。此外,监管强度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倒U型关系。     

国有企业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报酬契约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机。本文以2007-2010年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企业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行为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控制级层后发现,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行为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内部控制、独立审计与上市公司分类转移问题研究

分类转移是利用非经常性损益具体项目的确认和归类变更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它能在不改变净利润的情况下调整公司的盈余结构。本文考虑上市公司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以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独立审计对上市公司分类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促进了上市公司转而使用分类转移进行盈余管理,而高质量的独立审计一定程度上能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本研究表明,在目前大力推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加强内控机制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识别能力。     

企业声誉与盈余管理:有效契约观还是寻租观

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从根本上反映了会计契约未得到有效执行,本文研究了作为契约执行机制之一的声誉机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实施了正向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显著抑制这种盈余管理行为,而对于实施了负向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良好的企业声誉却能够显著增加这种盈余管理行为。这表明,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对外报告了更加稳健的盈余信息,符合声誉机制的有效契约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声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通过高质量审计师的选聘和有效内部控制的实施来实现的。     

会计师事务所任期会影响审计质量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自愿性变更的大环境下，研究事务所任期的长短是否对耳计质量造成影响，试图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的制定提供实证证据。我们以1995年至2002年中国证券市场346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上市公司盈余乍理程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分别以主观应计利润和线下项目度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对于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委托关系持续时问在五年及五年以上戢上市公司，随着事务所任期的增加，上市公司利用主观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加严重。而这种行为主要是将利润调低的盈余管理。其次，随着会计师事务所任期的增加，上市公司利用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这一关系对于存在稳定的审计业务委托关系的上市公司来说更加明显。这种行为不仅包括将盈余调高的盈余管理，也包括了将盈余调低的盈余管理。以上两个结论均支持会计师事务所任期的增加加重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观点，与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暗含的假设是一致的。     

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吗？——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减持交易行为为样本,依据陆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提供的实验平台,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机制分析发现,陆港通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股价同步性,降低了高管减持的超额回报,从而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陆港通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治理效应在公司前期盈余管理为负时更显著。本研究为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类似陆港通交易机制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监管提供了新视角。     

盈余管理是否会阻碍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对企业绿色创新“质”与“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并且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强于绿色实用专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则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增加生产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能够发挥更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成本是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针对经济后果检验表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企业盈利能力及企业价值会产生持续性的抑制作用。     

上市公司高管增减持行为研究

本文以2006年至2009年间1212家高管增减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高管增持或减持过程中是否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以及市场能否识别高管增持或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增持时会进行向下的盈余操纵,而高管减持时会进行向上的盈余操纵;市场对高管增持进行的盈余管理给予正面的反应,而对高管减持进行的盈余管理给予负面的反应.     

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对高管隐性腐败的联合影响

在新时代背景下,腐败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也变得更加复杂化,目前的文献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要素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忽略了多种作用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法应对复杂、隐蔽的高管隐性腐败。通过分组检验,分析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在抑制高管隐性腐败上的联合影响,探究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是否存在相互促进或相互替代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在抑制高管隐性腐败上存在互补关系,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好时,加大政府审计力度可以更好地抑制高层隐性腐败。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在抑制高管隐性腐败上存在的互补关系并不是源于中介效应,即政府审计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不是通过影响内部控制实现的。     

真实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北大核心CSSCI

萨班斯法案(SOX)颁布后,上市公司逐渐放弃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进而选择规避性更强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选取深沪A股上市公司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研究国际"四大"和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水平受到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具体影响程度的区别。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影响审计费用且为正向影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比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受真实盈余管理影响的程度更大、更显著,"四大"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反应更敏感。研究成果丰富了真实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的理论。     

审计师变更、低价揽客与审计意见购买——基于审计费用角度的检验

审计师变更可能是新任审计师实施低价揽客竞争策略的结果,也可能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结果。借助可观察的审计费用,本文对审计师变更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在审计师变更过程中新任审计师大多实施了低价揽客策略。但同时,还发现了一种特例,即大规模审计师变更为小规模审计师的情况中,新任的小规模审计师不仅没有像正常竞聘那样降低审计收费,反而获取了更高的审计收费,这表明大规模审计师变更为小规模审计师的情况更可能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结果。     

浅谈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与对策

本文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关系,并对高管激励制度引起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治理基于高管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应当优化高管绩效评价体系,引入多指标市场化评价体系,同时独立激励设计与考核机构,提高高管违规成本,以保障股东利益。     

浅谈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与对策

本文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关系,并对高管激励制度引起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治理基于高管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应当优化高管绩效评价体系,引入多指标市场化评价体系,同时独立激励设计与考核机构,提高高管违规成本,以保障股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