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十四五”时期，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研究和掌握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提升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促进河北省农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熵值法测算河北省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0年，河北省农业产业链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还处于较低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应重点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趋势。据此，提出加快优化布局数字普惠金融、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建科技支撑和政策保障体系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

乡村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破解传统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增强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而促进产业发展。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和稳健性分析均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促进程度上,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比数字化程度更明显,并且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分维度的数字化程度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并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扩散效应,推动搭建数字普惠金融助农的生态圈,不断增强现代农业的机械和灌溉等物质生产条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具备并且扩大了传统金融和转移支付的功能,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概念以及内涵出发,整理分析了两者的研究现状。同时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乡村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解释变量时的影响效应,进而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水平建立起联系,提出进一步探究两者关系的假设,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支农的理论和实践,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与建议。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化技术迅速发展下，中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推动乡村发展，为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出一份力。山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与农业大省，论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方面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测算了2011—2020年山东省16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并采用同期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建立相应的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在不同的互联网接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会有所变化，当互联网接入水平达到特定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会有小幅下降。     

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研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研究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发展对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乡村振兴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对中国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并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地区差异、空间相关性、收敛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1）我国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保持初级协调水平,表现为共同发展型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2）总体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贡献和地区内差异。（3）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时空跃迁类型上表现出低流动性特征和高度空间稳定性特征。（4）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趋势和条件β收敛趋势。（5）乡村老龄化水平、涉农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产业集聚、城镇化率、金融发展水平均有助于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同发展、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缩小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并利用其收敛特征针对性地对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地区加大投入。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上海实践及对策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上海乡村振兴与发展的现状研究，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从乡村振兴五个方面的总要求出发，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上海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存在重要价值；数字普惠金融在打破传统金融的局限之上，为促进上海市乡村振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但目前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上海乡村振兴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乡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产品及服务落后、乡村征信数据缺失、风险评估机制匮乏等方面。对此，从加强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乡村征信数据体系建设、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推动上海市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开展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研究有利于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并为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太谷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关系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剖析了影响其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1）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和乡村转型发展指数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西高东低分布;平川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转型和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整体优于山地区。（2）不同耦合作用系数的取值,对城乡建设用地转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2010年以来,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的协调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逐渐由明星镇向周边乡镇圈层蔓延式提高。平川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优于山地区。（3） 2010—2018年影响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经历了2个阶段：第1阶段（2010—2016年）以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为主,第2阶段（2017—2018年）以城乡建设用地转型的影响为主。影响平川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以城乡建设用地转型系统为主,山地区则以乡村转型系...     

金融支持新疆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基于系统耦合视角

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新疆2008-2017年乡村振兴和金融支持之间的耦合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乡村振兴与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均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二者的耦合情况一直处于中度耦合低度协调层次;农民生活富裕对金融支持的影响最为显著,生态宜居次之,金融支持效率是影响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因素。在未来的发展上,新疆应面向乡村市场需求,聚焦农民增收,提高金融支持效率,实现乡村振兴和金融可持续间的耦合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与机制

广东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代表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广东省2011—2020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网络覆盖异质性，即在覆盖广度、欠发达地区和网络覆盖低水平地区更明显；（3）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须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提升省际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着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极，全面构建金融线上服务平台，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发挥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甘肃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具有互动联动、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17年甘肃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模型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且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高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度值处于0.48～0.50之间波动,属于低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一直呈显著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但目前发展尚未成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起到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分析评价结果,提出了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政策启示。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广西乡村振兴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广西为例,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广西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化发展研究

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可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满足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对资金的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文章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了解到由于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较低、村民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有限、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政府和金融机构应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加快信用体系建设进度等方面着力改善，全面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拓宽了金融服务的广度,为深化金融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进行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中,存在着数字基础建设不完善,覆盖广度不足;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有待提高,金融专业人才短缺;征信体系建设碎片化,信息安全有待提高;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生态环境薄弱等问题。由此,需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征信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教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全方位多层面助力乡村振兴。     

潮州市江东镇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调查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创新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之一。数字普惠金融以移动互联、网络通信服务、移动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基础，充分提高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性，对于实现我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存在覆盖广度不足、自身排斥现象严重、信息安全隐患大等问题，制约了农业农村新发展。为了解政策实施情况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以广东省潮州市江东镇作为调查分析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及文献研究等方式，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江东镇的发展状况以及挖掘群众对金融服务的潜在需求，探讨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并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达到促进乡村振兴、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可获得性的作用。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 3~0. 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中国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定量评估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各地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指数进行定量测度,并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直观展现了各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指数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对于5个维度各自的发展水平、综合发展指数、协调度,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而对于耦合度,其高值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2)基于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濒临失调型地区5个、勉强协调型地区19个、初级协调型地区3个、中级协调型地区4个,总体来看,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度指数偏低。(3)基于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中国乡村振兴协调指数的空间分异性是由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均GDP是影响其空间分异性的核心因素。[结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既需要顶层制度的设计,也需要区域政策的创新,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空间布局的优化,同时还要关注各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好5个维度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逐步降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同时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以广西为研究案例,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分析方法,量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均衡变动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阶段依旧处于低水平的磨合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显著正相关,两大战略经过多年磨合形成了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Granger的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显著,而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不理想。鉴于此,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必须遵循制度作用规律,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