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能减弱经济波动吗？

本文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对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减弱经济波动的同时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而对外开放度提高增加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为1996年前影响不显著,1996年后有正向影响。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1996年前和1996年后影响不同,分别是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并且当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这一影响转而为正。     

投资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分析

投资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双重效应：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投资的需求效 应属于中短期分析,主要是在宏观经济的周期理论和经济调节理论中进行,着眼于解释中短期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寻求利用投资来调节经济、熨平周期。而投资的供给效应属于长期分析,主要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进行,目的是分析积累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在一系列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或促进作用。     

金融自由化的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证据

1984年中国开始逐渐放松金融规制.1993年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后,以取消信贷规模控制与贷款利率市场化等为标志,银行部门实现从部分自由到基本自由的转变.理论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通过水平效应、效率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证分析表明,在1984～2006年间,自由化降低了居民贴现率,提高了私人储蓄率;自由化对宏观投资率的影响为正但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金融自由化的效率效应则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TARCH—M模型和我国1954～2005年的经验数据,本文对波动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在我国,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波动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对称性,而我国自1978年以来实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不仅明显提高了经济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且也降低了经济的波动风险。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探析

我国目前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是渐进式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产物,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扭曲效应越来越大。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确定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推进税费改革,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税制结构。     

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

<正>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轨的进展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成功的经济发展固然取决于可供利用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的成功可能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的指标,运用统计检验和计算机仿真模型,来分析市场化改革对物价上涨、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以及市场化改革同经济稳定发展存在什么关系。     

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集聚经济对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于资源型产业依赖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据此,进一步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资源诅咒效应在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资源型产业依赖通过劳动力成本、 制造业发展水平、 科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要素集中而产生的集聚效益影响着资源诅咒间接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经济波动与保险业的非线性增长效应

保险业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转化储蓄而形成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保险业的增长效应是否会随经济波动程度的不同出现差异却较少被关注。本文采用相对保险深度作为保险业发展的代理变量,运用中国1999—2010年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作为分析工具,选择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关系紧密的经济波动指标作为门槛变量对保险业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考虑到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匹配程度时,大力发展保险业不再是最佳选择。在经济波动处于不同程度或区制时,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即随着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跨越门槛值、进入一个更高的区制,相对保险深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减弱。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基于多维结构约束效应的视角

本文从经济结构的约束效应出发,分析了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多维经济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改革中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需求会受到经济结构的多重约束,对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要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周期二者间的相互影响,这在多维结构发生整体性转变或局部突破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在于主动调控会改变产出结构弹性,并直接作用于经济的内部传导机制进而引起阶段性的经济波动。本文依此建立了STAR实证模型,并从多维结构约束的角度对经济波动提出了新的解释。     

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

文章从随机冲击对消费影响角度,把经济波动福利效应分成风险效应、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通过构建单要素生产模型分别说明了就业波动具有风险效应和水平效应。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波动表明,就业波动福利影响主要是风险效应。     

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

通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1980—2009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冲击效应和贡献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受其他变量的冲击均表现为正效应;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冲击对碳排放的影响微弱,而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较强而持续,且前期波动剧烈但后期平稳;受碳排放的影响,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累积冲击效应为负,而且正负冲击效应交替出现。     

The impact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on China’s economic output

Due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al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 the price of coa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its economic output. Employing a VAR model, a cointegration test and a state-space model of time-varying variable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volume and structure of China’s economic output, including both the strength and the time delay of such influence.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and variations in the effects of these fluctuations to analyse the asymmetric influence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on China’s macroeconomy.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exerted significant long-term positive effects and short-term negative effects on China’s output variables, with an average delay of 11 months; they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over the long term and an increasingly negative effect on imports and exports. The average delays were 9 months for investment, 6.5 months for consumption and 10 months for imports and exports. There was an asymmetric correlation between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and the time-varying elasticity of their impact on GDP.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operat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

贸易的知识扩散效应和贸易竞争的资源配置效应是长期内产业内贸易影响增长的最根本的两个方面。本文将包含贸易知识扩散程度参数的人力资本积累函数引入Bucci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把模型拓展到开放经济环境,在动态贸易均衡中考察这两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的知识扩散效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贸易竞争效应使人力资本更多地配置到低效率的非竞争性部门,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产业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知识扩散效应和贸易竞争效应的影响程度的相对大小比较结果。     

从要素市场化看供给侧改革的中长期实践路径*——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增长核算的分析

本文从要素市场化角度分析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中长期实践路径。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出发,本文基于2005—2013年全国分省面板数据,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经济增长来源并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发现TFP是非农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TFP分解中技术效率偏低,且逐年下降,成为阻碍TFP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一大桎梏,而要素市场扭曲是技术效率项偏低的重要原因。促进要素市场化能够推进要素向高效企业流动,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水平,本文认为,这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长期实践路径。     

我国地区间公共福利基尼系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1995—2007年我国31个省(市)的福利性财政支出数据,应用基尼系数方法测算了我国省(市)间的公共福利差距。通过分解计算基尼系数的地区构成,发现东、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我国福利性财政支出差异的主要表现方面。鉴于此,本文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计算并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福利性财政支出基尼系数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性。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公共福利基尼系数的经济增长效应正负交替出现,但最终负向且趋于平稳;而西部地区公共福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则一直是负向且稳定的。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边限检验法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检验

以Faria和Leon—Ledesma简化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为基础,运用Pesaran、Shin和Smith的边限检验法实证分析了1980—2007年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不成立。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对高估的汇率进行贬值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奏,非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阻断了BS效应中价格传递机制的发生。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在长期中将经历一个升值过程。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由于长期受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一直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因此,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就必须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大力度。     

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压力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的现实环境,通过构建反映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内在联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现实宏观经济环境下,银行信贷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这种影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逐渐趋弱。短期内,银行信贷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负,而且影响较弱。但长期来看,银行信贷对物价的影响将趋正。这表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对宏观经济的回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应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增强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避免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 Different Growth Engines

Using a growth model with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horizontal R&D activ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channel through which an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may yield a non‐uniform (i.e., a positive, negative, or neutral) impact on the long‐run growth rate of per‐capita GDP, as available empirical evidence seems mostly to suggest. The proposed mechanism relies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whether it is fully or semi‐endogenous), and the peculiar engine(s)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R&D activity, or both). The model also explains why in the long ter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ay ultimately be negative when R&D i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波动

开放经济中,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把影响经济波动的国际因素传导到了国内。而这种负面影响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却被忽略了,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度金融发展”问题。金融深化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通过资产组合、财富效应、国际资本借贷把国外影响经济波动的效应传导至国内;另外,金融发展还可通过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传导外部影响。对样本国家进行分析的结果证实金融发展的确导致经济波动内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