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思考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部分受害者得不到相应赔偿,阻碍了社会和谐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具有风险分散功能,能有效实现对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通过介绍目前国际上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较成熟的美国、德国进行分析,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     

我国噪声污染现状和防治技术展望

噪声污染与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被列为当今社会四大环境公害.噪声污染是人们最容易直观感受到的环境污染因素之一,因噪声污染问题引发的纠纷和冲突不断,带来一系列的不良效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淮河水污染对沿淮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正> 一、几个有关的概念 1.淮河水污染。在60年代以前,淮河水是清澈透明的,沿岸山青水秀,没有污染。淮河首次污染发生在1978年10月,当时正值早年,为保证淮南电厂发电,蚌埠闸连续关闭247天,使闸下42千米的河槽内大量积蓄污废水,形成严重污染。1994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披露淮河盱眙段特大污染事件,从此,淮河水污染就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为解决淮河的水污染问题,国家在淮河水利委员会设立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九五”计划》,规定了淮河水污染治理总目标:“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全流域最大允许排污总量COD为89.02万吨;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还清,全流域最大允许排污总量COD为36.80万吨,淮河干流基本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国内试点所带来的启示

我国自2008年启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证明,运用责任保险这一市场机制来遏制污染、减轻风险,符合科学发展现的要求,是一项有生命力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部分省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投保模式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承保机构应采取就地承保、风险分散的策略;保险责任的适应范围选择环境危害大、最易发生污染事故扣损失容易确定的行业、企业和地区;承保范围上优先考虑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赔偿限额的设置要合理:在政府推动方面要做到职能部门联动,并加快立法步伐.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对策研究

<正> 一、淮河水污染对沿淮地区的影响 淮河处在我国南北分界线,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豫、皖、苏三省,在江苏三江营入长江,全长1000公里。淮河流域跨豫、皖、苏、鲁、鄂五省,有36个地市,182个县以上城镇,流域面积26.9万平方公里,据1991年统计,有耕地1.83亩,人口1.51亿,分别占全国耕地、人口的12.8％和13.1％。淮河是中原的中部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很多都发源于或展开于淮河流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两岸人民大力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使淮河在农田灌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     

基于产权虚位视角下我国水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水污染问题已日益严重.水体质量下降,污染事件频发,饮用水安全问题日趋突出.而相关的治理乏力.本文从水环境污染的现状入手,引入外部效应和产权虚位的概念分析了水污染严重和治理乏力的内生性原因,并提出了相关解决对策.     

从污染统计数据探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使我国的污染治理积重难返,产生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两型社会",寻求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之路,应从培育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健全法制以及倡导绿色消费等方面入手,这也是严峻的环境污染数据对社会的有益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和谐之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分析

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资源的稀缺性,政府投入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本文分析说明经济发展与环境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需要政府干预,而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一条次优路径;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效果并不明显,各个省份基本上位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左边,总体上处于“边发展、边污染”状态,社会总资本进入环境改善活动的比例过低,达不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改善环境的目标。     

云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与可行性研究

2011年发生的紫金矿业重大污染事故、中海油蓬莱19-3油田事故、云南铬渣污染事故等,再度掀起了环境污染的大波澜,敲响了环境污染的警钟。为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再次提上议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在保险学理论的指导下,利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构建起一个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框架,来解决环境风险问题。     

产业转移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产业转移对环境的影响因污染外部性的大小而异。本文通过对外部性不同的污染分别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转移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转移与水污染的关系为N型曲线,与气污染的关系为正的线性关系,与固体废弃物的关系为倒N型关系,就目前所处的阶段看,产业转移与外部性大的污染为正相关关系,与外部性小的污染为负相关关系。     

对外贸易与污染排放强度——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1998—2006)

采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空气、水体和固体废物中六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来度量中国的区域环境质量。在回归模型中,同时考虑环境规制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变量,贸易开放本身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外贸易引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成立,要素禀赋效应不成立,不同的环境质量度量指标所得的结果存在差异。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投资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重点考察由于政府竞争财政分权是否明显削弱了环境治理投资,验证财政分权以及财政分权通过政府竞争这两个渠道对中国省级政府环境治理投资的负面影响。通过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政府竞争显著减少了环境治理投资,财政分权并不是环境治理投资偏低的主要原因,关键是由于政府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投资的负面影响被明显放大了。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竞赛"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中国内地31个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省域经济增长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废渣污染的减少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且这种作用逐年增强;废气污染大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废水污染大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摆脱了对其的依赖。另外,在实证中还发现,与空间计量模型相比,普通回归模型由于忽略了空间因素,低估了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Trade openness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openness on environment in 261 Chinese cities over the period of 2004–2013, using recently developed continuously updated fully modified method which allows for both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 and endogeneity. Two types of pollutants, industrial waste water and sulphur dioxide are investigated, and three measures of openness are employed in the regression. From the results, we fi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holds not only for the whole China, but also in different regions. It is estimated that wastewater pollution increase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until per capita GDP reaching the turning point of 42,991–48,828 yuan (in constant 2002 price), which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measure of trade openness. The turning point for sulphur dioxide is found to occur at a much lower income level around 9,588–10,663 yuan per capita GDP. Furthermore, export is mostly found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pollution and the impact of import is likely to be negative for both the whole China and across regions, if the significance is identified in the estimation results.     

城市电磁环境污染及其防治对策

分析了城市电磁环境污染的产生、类型和现状,指出城市电磁工业规划布局不够合理 ,城市空域电磁辐射污染和危害日趋严重。提出了城市电磁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即依 法加强对城市电磁辐射源的合理规划和监管,加大投入提高城市电磁环境污染的综合 防治水平。     

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

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环境关税来保护本国环境，且征收环境关税符合WTO相关规则。与征收环境税相比，环境关税是一种次优的选择；用环境关税解决跨边界污染问题关键是实施环境关税的国家是否为贸易大国。     

外资准入中的污染转移及其控制

外资准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转移主要有两种具体形态,即污染产业设立和出资方式中的技术污染转移.我国对这两种污染转移形式尽管在立法上已经有所规定,但是现行法律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缺失.为了有效控制污染转移,我国应完善控制污染转移的法律制度.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1986—2007年三类环境污染指标为研究样本,从时序维度对上海市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海市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呈正N型曲线关系,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上海不能成立;人均GDP与工业SO2排放量的曲线关系不明显。Grangery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人均GDP的变化是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人均GDP的变化是SO2排放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人均GDP的变化不是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2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都不是上海市人均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意味着上海市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伴随着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而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对上海人均GDP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