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加剧?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但董事会规模削弱了该效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在代理成本高、内部控制差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并未有效发挥风险治理作用。本文为全面考察中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就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所发挥的作用还鲜有学者关注.本文基于2012—2018年29省际的面板数据,引入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变量,构建具有调节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实证检验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当前金融集聚效应并未指向实体经济,前者对后者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此外,金融集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抑制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经营负债与金融负债治理效应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将企业负债划分为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考察这两类负债不同的公司治理效应。本文理论分析表明: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对代理成本的激励约束机制、自由现金流抑制效果以及信号传递功能均存在差异,但两类负债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互补效应,多元化的负债有助于债务之间的相互配合并实现公司治理效应的优化。     

成本冲击、利润率差距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生冲击

本文以外生制度成本冲击——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制度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间利润率差距越大以及劳动密集型程度越高,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自然对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水平约增加14.38%个标准差。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越小、企业向市场成本转嫁难度越大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讨论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结论对挖掘外生制度成本冲击下实体企业金融化背后所蕴涵的企业策略性动机,进而为破解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制度诱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吗？——基于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及A股实体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此结论。数字金融在使用深度维度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数字金融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企业金融投资具有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存在数字金融、企业杠杆、企业成长性的双重门限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上市公司金融化

基于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诱导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将使非金融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金融资产,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企业和注册所在地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股权制衡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逆向调节效应,较高的股权制衡度能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正向关系。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格外留意企业管理层过度持有金融资产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     

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高速发展,创业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的影响机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构建职业选择理论模型,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初创企业的信贷约束,产生信贷约束效应;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减少初创企业获取资金的机会成本,产生机会成本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使得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个人选择创业,对创业有促进作用。同时基于理论模型,给出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引导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强数字金融领域监管的政策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本文综合运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与A股上市公司所处行业信息构造企业间的生产网络，从生产关联关系的视角解释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并探究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显著的生产网络同群效应，并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生产网络同群效应存在一定的方向性，主要表现为上游行业企业向下游行业企业的学习模仿；信息传递能力在同群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中介中心性正向调节金融化的生产网络同群效应。     

企业金融化会促进创新产出吗?——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微观企业金融投资和套利行为不断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明显上升。选取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在其中是否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挤压了研发投入,抑制了创新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均发挥了调节作用。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8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证检验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家族经营对家族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说明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占主导。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家族经营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说明家族经营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此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融资约束越弱或资本逐利动机越强,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大。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数字化时代下,数字金融如何借力人力资本助推企业创新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相结合,探究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本累积水平下,该正向促进作用存在差异。(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反映人力资本与创新资金最优组合实现企业创新的人力资本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企业创新要素最优组合并未达成。(3)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下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而在使用深度指数下不存在中介效应。(4)分组检验发现,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在大型企业却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数字金融、重视企业技术人才供给、实现企业人才与资金两大创新要素合理匹配等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