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尚未纳入碳交易体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溢出效应框架分析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被纳入碳市场交易促进了非控排供应商企业的绿色创新。其作用机制在于,碳交易下的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基于生产网络的压力效应和动力效应,能够激发关联非控排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并助推其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溢出效应有助于实现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该过程具有方向性,碳市场建立并不存在基于生产网络“自上而下”的治理效果外溢,相关影响在非控排企业客户集中度较高、绿色创新基础较好及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更加明显。此外,碳市场建立的绿色创新溢出效应对于推动非控排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高效发挥碳市场绿色治理效果、深化环保改革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能否促进新能源车企创新

基于资源禀赋和创新补偿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并从技术门槛和补贴额度视角探析退坡政策对绿色信贷和创新效率关系的影响机制;以63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为样本,考虑产权与地区异质性,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与创新效率间的关系及退坡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具有提升作用;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得到加强;影响效果不受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的限制。研究为证明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退坡政策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推动企业实施绿色信贷、适应退坡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碳市场配额分配方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中国于2021年正式建立了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碳配额分配方法是碳排放交易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文章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选取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福建8个碳交易市场试点地区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层面碳排放权交易中不同碳配额分配方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依据企业产权性质进行了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基准线法和历史分配法都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准线法相对于历史分配法更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民营企业影响显著。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

在全面实施“双碳”“双控”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政策亦成为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制度创新视角，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一区域性政策为切入点，采用PSM-DID研究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对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具有较强的融资“增益”效应，且对国有企业和低污染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就影响机制而言，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信息披露，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当无形之手邂逅有形之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企业绿色创新为研究视角,选取2006-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相比于其他投资者,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隶属的政府层级与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关系,但企业隶属的政府层级可以减缓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绿色创新的消极影响;制度发展环境有利于强化机构投资者对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揭示了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如何互动的机理。最后,本文提出企业应与利益相关者合理对话、政府与市场主体构建多元化的绿色治理体系、加快制度建设并转变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手段等建议。     

环境规制、内部控制质量、媒体关注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是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媒体关注度强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处于成长期企业更为显著。     

碳金融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碳金融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创新,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本文分析了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隐患,提出我国商业银行要配合节能减排项目调整授信结构,积极支持绿色信贷,加快环境金融创新;同时我国要尽快出台碳金融业务的扶持政策,促进相关中介组织的建设,推动碳金融业务在我国的发展。     

企业碳风险及其管理研究综述

随着社会环保意识增强,国家“双碳”监管趋严,企业在绿色转型阶段可能会遇到来自政策、技术和监管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即“碳风险”,碳风险及其管理已成为备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首先总结了碳风险的概念及衡量方法,其次从企业内外部视角分析了碳风险对企业的经济影响,包括投融资决策、创新活动、资本市场表现等,然后探讨了碳风险管理及其经济影响,最后对碳风险及其管理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成效测度

研究目标: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影响成效。研究方法: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试验区的整体企业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明显降低了污染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绿色企业的创新发展,且存在约束效应大于激励效应的现象,说明企业仍未形成超过遵循制度成本的"补偿性收益"。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提升了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治污成本,挤出了其研发支出,从而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而对于绿色企业,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则明显增加了绿色企业的商业信用和研发支出,促进了其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国有、大规模企业的影响效应更强,并呈现出显著的上市年龄异质性。研究创新:从微观企业视角论证了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影响效应及其在污染企业和绿色企业之间的效应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价值:为深化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高效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碳市场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渐进推进的碳市场试点作为外生事件，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探讨碳市场对高碳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碳市场的建立会对审计定价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审计定价的视角支持了波特假说；政策动态效应表明在排除政策预期效应后，碳市场当期就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且呈强化趋势。机制检验发现碳市场通过信号效应渠道和绿色转型渠道影响审计定价，市场化水平和地区环保意识可以进一步加强碳市场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还排除了审计意见购买假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市场覆盖的不同行业和不同的碳市场试点区域存在差异性和非对称性影响。     

国内需求培育抑或国外市场拓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驱动力研究

通过对国内与国外需求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实证分析发现,国内需求对产业整体、不同发展类型企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绿色低碳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均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国外需求无论对产业整体还是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行业均未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绿色低碳行业的国外市场拓展反而抑制了企业效益的提升。现阶段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当以国内需求培育为重点,针对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采取差异化的需求激励政策,将经济转型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形成的巨大国内需求切实转化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驱动力,以收益补偿带动创新周期循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基于“绿色创新”视角的企业竞争优势探析

生态环境的压力使“绿色创新”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选择。文章在分析了绿色创新在新形势下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基础上，认为绿色创新通过塑造企业绿色形象和发挥技术先动性使企业获得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内部动力包括利润最大化、企业成长需求和提升企业价值，外部动力包括政府政策导向、科技推动、市场竞争和舆论压力等，最后从政府、企业家和消费者的角度对促进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发展阶段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其绿色转型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企业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效提高任务依然艰巨、企业绿色技术供给不足且创新成本高、碳定价机制不健全并尚未征收碳税、企业缺乏碳排放统计标准和信息披露动力。为此，新发展阶段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应加速企业能源绿色转型、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健全碳定价机制、完善企业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实施企业绿色转型发展资金政策，更好地形成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环境税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吗？

征收环境税，内在化环境成本，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以实现涵盖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吗？基于波特假说的理论基础，以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税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期环境税显著地提高企业下期和下下期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环境税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在实践上为完善中国环境税制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北大核心

本文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是中介因素,并且其影响具有持续性。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较低的城市、中心城市、非国有企业以及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政府应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灵活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独立董事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研发强度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分析独立董事背景特征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聘请技术背景独立董事对各阶段企业研发强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聘请学术/科研背景独立董事对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研发强度促进作用最明显;聘请银行业背景独立董事对成熟期企业研发强度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引导独立董事工作、加强企业研发创新投入提供参考,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煤炭绿色开采推动策略研究

文章总结了煤炭开采过程中引发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地质破坏、水资源漏失等环境问题,指出了绿色开采是煤炭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还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分析了阻碍煤炭绿色开采的原因,即表现为企业环境意识淡薄、创新路径依赖和政策激励不足的三个方面。针对上述原因,从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推动创新、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协同创新、加大市场激励力度补偿创新等方面,构建了煤炭绿色开采的推动策略。     

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技术创新绩效综合评估

使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我国各地级市传统创新绩效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型试点政策对地级市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绿色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绿色创新绩效分组回归发现,在高环境规制强度分组和高绿色研发投资分组政策发挥了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政策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呈V字型分布,东部地区效应最为显著,西部次之。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力度越大,数字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创业活力越强的城市其政策促进效应越明显。据此,政府应持续推行创新型试点政策,并扩大试点范围,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绿色创新发展。     

高管海外背景、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管理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显著促进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ESG表现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管理和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中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管理和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国有企业中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而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差异不显著;相较于低排放企业,高排放企业中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管理和技术创新更显著。     

低碳城市与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影响

基于200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双试点城市相比，双试点城市显著促进了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低碳城市单试点政策和创新型城市单试点政策相比，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能够协同提升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且先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再成为低碳城市试点能更有效地促进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双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地区财政支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双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验证了低碳城市建设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协同促进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于未来试点政策组合和引导制造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