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乡村人地关系演化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京津冀地区乡村人地关系演化的时空过程及特征,提出协调乡村人地关系为导向的调控措施, 为科学认知乡村系统,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利用空间热点分析、人地关系弹性系数模型 等方法揭示了京津冀地区乡村建设用地、耕地与乡村常住人口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结果：（1）2000 — 2018 年,京津 冀地区乡村常住人口经历了由增长至减少的过程,与此同时,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以居民点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快速 扩张。（2）研究期内,京津冀地区乡村人地关系演化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与区域差异性特征。乡村“建设用地 — 人 口”的耦合关系由“人地同增”向“人减地增”转变,建设用地扩张由以工业与交通用地为主转向以居民点用地为主;“耕 地 — 人口”的耦合关系由“人增地减”转向“人地同减”。研究结论：2000 年以来,京津冀地区乡村人地关系不协调的 趋势凸显,影响到乡村系统的稳定性,制约了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调控措施包括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着力保护 优质耕地资源,积极开展村庄土地整治,推进村镇化建设,保障欠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壮大县域综合实力,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     

资源禀赋与乡村产业的耦合评价——基于市场化视角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随着乡村产品同质化、市场需求剥离化等问题逐渐凸显,乡村产业特色化、专门化、属地化需求愈发强烈。本文在凝练资源禀赋与乡村产业耦合发展路径及作用机理基础上,构建乡村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培育及市场化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县域尺度海量数据测算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研究发现：(1)2013—2019年乡村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及市场化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依旧处于失调衰退区。(2)2013—2019年,耦合发展类型逐渐由市场化滞后型转变为产业优势滞后型。(3)预测结果显示,2020—2030年乡村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化耦合协调程度转向过渡调和等级,并逐渐向协调发展状态转变。     

乡村地域“三生空间”功能演化与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

研究目的：研究黑龙江省乡村地域“三生空间”功能演化与耦合协调度,为促进乡村地域“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参考。研究方法：构建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黑龙江省2009—2018年“三生空间”功能时空演化特征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1）黑龙江省乡村地域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均明显弱化,生态功能波动不大;（2）乡村地域生产、生活功能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主要表现为“四周高—中间低”,且二者高值区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收缩,说明乡村地域的生产和生活功能均在不断萎缩,主要是受到东北乡村地区人口流失的影响;（3）黑龙江省乡村地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较高,但是2009—2018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研究结论：乡村地域发展策略包括：（1）采取“精明收缩”策略来应对乡村地域生产、生活功能的衰退;（2）促进乡村地域多功能同步协调发展;（3）基于不同乡村地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吉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变化与耦合协调测度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构建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明晰吉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为吉林省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研究方法：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2009—2018年吉林省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耦合协调测度。研究结果：（1）吉林省乡村地域生产功能明显弱化,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逐渐提升;（2）乡村地域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有所提高,生产功能高值区向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中部集聚,生活功能高值区和低值区自西向东呈条带状分布,生态功能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3）将乡村地域多功能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为勉强协调型、初级协调型、中级协调型、良好协调型和优质协调型5种,研究期内吉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耦合协调度下降但整体为初级协调型,空间上呈“中部上升,东西下降”的变化特征。研究结论：吉林省亟需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升级的同时促进多功能良性协调发展,针对不同的耦合协调类型区提出差异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对于遏制乡村地域功能退化、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四川省县域乡村地域系统划分及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

乡村地域系统划分是科学把握乡村地域分异规律、探究乡村振兴发展方向的有效途径。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从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状况、社会人口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4个方面选取14个指标,构建乡村地域系统多要素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四川省178个县（市、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四川省乡村地域系统划分的主导要素分别是地形条件因子、气候与人口综合条件因子、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因子、土地资源禀赋因子;（2）对主导要素聚类并进行可视化呈现,将四川省乡村地域系统划为5个分区,即成都平原综合带动区、川西高原资源主导区、川东丘陵经济约束区、川中山地综合约束区、川南山地经济约束区,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区域乡村发展路径。     

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开展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研究有利于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并为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太谷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关系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剖析了影响其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1）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和乡村转型发展指数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西高东低分布;平川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转型和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整体优于山地区。（2）不同耦合作用系数的取值,对城乡建设用地转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2010年以来,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的协调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逐渐由明星镇向周边乡镇圈层蔓延式提高。平川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优于山地区。（3） 2010—2018年影响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经历了2个阶段：第1阶段（2010—2016年）以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为主,第2阶段（2017—2018年）以城乡建设用地转型的影响为主。影响平川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以城乡建设用地转型系统为主,山地区则以乡村转型系...     

合肥都市圈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五期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借助ArcGIS10.2的空间分析等功能,利用城市扩张速率、城市扩张强度、景观扩张指数等研究方法,测度、描述与揭示合肥都市圈城市用地扩张过程及时空特征。研究表明：(1)合肥都市圈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数量特征：2000—2020年合肥都市圈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约3.5倍。2000—2005年,合肥都市圈的城市用地从520.27 km²增长到629.55 km²,净增长109.28km²,扩张速率为4.20%,扩张强度0.03%。2006—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分别净增长352.48km²、388.69 km²和445.46 km²;扩张速率分别为11.20%、7.92%和6.50%。(2)合肥都市圈各城市的建成区扩张速率与扩张强度在2000—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以及2016—2020年四个阶段中,除了桐城市在200...     

乡村韧性理论框架与测度体系

研究目的：系统梳理乡村韧性理论框架与测度体系方面的研究现状,展望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文献调研法。研究结果：（1）乡村韧性作为区域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框架正经历由均衡论转向演进论的转换,呈现出维度多元化、尺度体系化、视角动态化的特点;（2）乡村韧性的测度体系主要包含了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冗余度、多元度、多尺度连结性三个维度,采用质性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函数模型法进行定性与定量综合评估。研究结论：面向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应发展乡村韧性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提升情景模拟能力;构建乡村韧性的适应性测度体系,探索动态表征机制。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目的]研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9年青岛市城郊4区3市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空间布局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2）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2010年各区市多呈失调状态,2015年以中级协调为主,2019年黄岛区实现优质协调,其他区市达到良好协调状态。（3）单一影响因子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2010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乡村旅游景点密度对2015年、2019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4）因子交互影响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各地区应着力于发挥乡村旅游资源要素集聚的推动力,培育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聚焦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私人借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研究-以土改后中南区为例

私人借贷在全国解放前一直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南区各省的调查材料来看,由于经济落后、家庭经济弱小、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现代金融体系等原因,私人借贷虽受到抑制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私人借贷在功能上以互助互济为主,在一定程度解决了农户生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私人借贷的空间,但不能完全替代私人借贷。     

Rural in-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Zambia

While a considerable body of literature ha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around the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of rural out-mig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relatively little work has been done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s of migration into rural areas. We us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Zambi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in-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outcomes in receiving communities. We document high levels of rural in-migration throughout Zambia—12% of rural household heads having moved from elsewhere within the previous 10 years—with two-thirds of rural in-migrants originating from other rural areas. Migrants are, on average, better endowed with capital resources than their nonmigrant neighbors and are more engaged with input and output markets.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we find that higher rates of rural in-migr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outcomes in receiving communities. These positive associations ar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more remote rural areas, and where in-migration originates from other rural area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rural in-migr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underway in Zambia.     

城镇化与四川农村经济发展

城镇化在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四川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对策措施。     

中国农村宅基地资产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梳理宅基地资产化研究热点及进展,并剖析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和文献归纳法。研究结果：（1）宅基地资产化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其研究历程可分为初步探索阶段（2004—2010年）、问题聚焦阶段（2011—2017年）和加速发展阶段（2018—2021年）,在政策导向作用下,三个阶段的研究侧重点各异。（2）宅基地资产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内容集中在宅基地资产化内涵、宅基地功能价值、资产化模式、驱动机理与障碍因素、资产化对策与路径等方面,研究呈现出逐渐丰富多元的发展趋势,形成了“内涵阐释—价值测算—模式比较—驱动机理—障碍识别—实践路径”的研究脉络和主题。（3）当前研究关于宅基地资产化的概念认知体系、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内容较为薄弱,亟待深化和拓展。研究结论：农村宅基地资产化研究内容密切关注和服务于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和重大战略需求,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态势,研究成果对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未来研究需加强宅基地资产化内涵的辨识和理论研究,形成统一的概念认知体系;因地制宜构建不同地域宅基地功能价值测算体系,系统分析农村宅基地资产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和路径,为宅基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     

Effectiveness of Rural Microfinance: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microfinance in improving livelihoods among people liv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remains uncertain.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weaknesses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icrofinance, but perhaps more critically because of constraints in the rur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limited rigorous studies, this paper presents state‐of‐the‐art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on beneficiari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ssues of rural finance, and argues that for microfinance to be more effective, not only do new impact methodologies and more diverse types of financial services need to be developed, but also, primarily, risks and operating costs need to be reduced to make rural clients more attractive to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农地保护政策评价及建议

在简述农地保护发生机制的基础上,客观评价了农地保护政策的绩效,并针对其运行失效的现实,分析了其本身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了尊重农民权利、提高农地经营收益;全面评价农地效益、适当补偿农地保护区农民等对策的建议.     

农村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事业做出了战略部署，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迫切需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从农村金融的供给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等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与城乡一体化互动研究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地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是农村发展与旅游活动的有机结合,是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加速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城乡经济的融合;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消除,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又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可见,二者是互利互惠的关系.     

乡村复兴视角下大都市郊野区域土地整治探讨

针对传统表象性的"田、水、路、林、村"整理和乡村建设已经无法满足以"乡村复兴"为目标的乡村发展需求,通过分析乡村复兴的内涵及其对土地整治的要求,提出以景观生态整体提升为目标的创新型土地整治模式。以地处上海市郊野地区的崇明县三星镇作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挥三星镇作为近郊乡村的区位优势,通过创新型土地整治从生产、生态和生活3方面对其进行完善和提升,深入挖掘乡村价值内涵。研究结论表明:创新型土地整治模式应超越传统标准,土地整治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切实做到生态网络的修复以及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景观风貌特色的整体提升,达到乡村空间格局的肌理延续、景观风貌的保护与提升、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以及乡村产业的多元发展,从而重现乡村原有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