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边界区域边界效应的测定——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界区域.运用Barro 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对淮海经济区1995年到2005年间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定量测定,得出苏鲁豫皖4省边界效应存在着一体化边界和疏远型边界2种类型,一体化边界包括苏鲁边界、苏皖边界、豫皖边界;疏远型边界包括鲁豫边界、鲁皖边界和苏豫边界.淮海经济区边界效应产生的机制包括边界的"切变效应"、自然与历史基础、中部崛起政策的提出.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新发展及对徐州影响

分析了当前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发展四大新特点,即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沿桥 经济区规划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区域合作明显加强等,指出其对徐州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徐州在区域竞争与协作中的三大应对措施,即建设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区域性特大中心城市、打造淮海城市群、争取淮海经济区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等,以促进陆桥经济带东部崛起.     

百名代表联名提案 呼吁淮海经济区作为全国区域综合试点区

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一份特殊的提案引起了记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份提案的全称是《关于“将淮海经济区作为全国区域综合试点区、促进淮海经济区快速崛起”的议案》。代表们在提案中联合呼吁: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加快淮海经济区的低谷隆起。淮海经济区的加快崛起是事关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整体推进和东、中、西部互动协调发展的要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鉴于淮海经济区各市地域相连、文化相通、经济基础相近,建议国家把淮海经济区作为全国综合改革及区域经济整体开发试点区,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予以优先扶持,确保重点推进;建立跨省际区域经济联络协调机制,进一步指导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淮海经济区的各类资源进行集中整合,使其发挥出更好的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的共同繁荣。《议案》中还提到“八个整合”:整合工业经济的基础性资源,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整合农业经济资源,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整合市场资源,构建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整合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整合交通资源,为加速经济发展创造先决条件;整合金融资源,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分析

基于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的三维视角,运用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式、城市流强度及断裂点理论等方法,对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在空间作用强度、作用方向、作用范围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徐州无疑是淮海经济区的首要经济发展核心和辐射中心。在作用强度上,徐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和城市流强度稳居第一位,成为该区的首要经济发展核心;在作用方向上,该区主要城市的空间作用均表现为明显的中心城市指向性和相邻地域指向性;在作用范围上,主要城市的空间作用范围不一,空间层次明显,徐州成为该区辐射中心,且呈圈层状对其他城市进行辐射。对于空间作用处于不同层次的城市,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以分类引导,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加强经济区内城市联系,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淮海经济区的全面发展。     

淮海经济区的合理范围研究

淮海经济区人口与面积较大,而中心城市徐州综合实力较小,并且与周边经济区存在明显的交集,这些现象表明淮海经济区范围过大.淮海经济区范围过大导致各相关省份以及各成员市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难以形成合力来争取国家对淮海经济区的政策支持,难以形成省级协调机制来推动淮海经济区一体化进程.因此,研究淮海经济区的合理范围成为推进淮海经济区建设的当务之急.本文采用引力模型来计算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吸引力,通过综合比较徐州及周边经济区中心城市与淮海经济区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吸引力、行政吸引力以及现有经济联系,认为淮海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包括12个城市,发展区域包括2个城市,还有8个非淮海经济区城市.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从共生概念和内涵入手,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在此基础上,以淮海经济区为例,分析了淮海经济区区域背景和旅游竞合条件,对跨行政区域旅游竞合模式和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淮海板块经济演义

本刊今年第四期刊登了《百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呼吁:将淮海经济区作为全国区域综合试点区,促进淮海经济区快速崛起》的报道;提案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使淮海经济区在“陷落”中快速崛起。本刊第五期又刊登了《尴尬的淮海》一文,分析了淮海经济区“陷落”的历史、经济和政策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本期我们再次编发了《淮海板块经济演义》一文。本文生动地报道了淮海经济区以鲁南与苏北、日照与连云港、济宁与徐州为典型的经济板块,不甘落后,不等不靠,在竞争博弈中率先崛起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淮海有光荣的历史,也一定有辉煌的未来。     

淮海经济区联络处

淮海经济区联络处是淮海经济区的常设工作机构，成立于1986年5月，在各成员市的一致同意下设在徐州市，并委托徐州市政府管理。淮海经济区联络处下设办公室、淮海经济区发展研究中心、淮海经济区信息中心等工作部门。     

中原经济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化

以中原经济区省际边界区域为研究视角,选取衡量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15个指标,以2006—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结合ESDA以及GIS可视化等手段对边界区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原经济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呈现出先发散后收敛的动态变化特征;空间上集聚特征明显,趋同效应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聚集态势有所减弱;局部特征上看,研究期内随时间变化,区域内部热点区范围有所增加,次热点范围有所减小,而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基本没有变化。边界区各地市在区位交通、经济发展、边界阻隔以及政府导向等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不同,边界效应中产生的"切变效应"大于"桥梁效应",基于此提出了促进边界区域双赢状态下快速发展的建议。     

"新淮海战役"为什么收获不大——淮海经济区20年落伍主观原因之反思

1986年苏鲁豫皖接壤的20个市，缘于振兴区域经济的同一个美好梦想，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跨省横向联合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淮海经济区，打响了向贫困和落后挑战的“新淮海战役”。然而20年过去了，淮海经济区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却仍未走出经济发展的洼地。区位的高地沦为经济的峡谷。淮海发展未能跟上发达地区步伐的原因在哪里？[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扩大,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与农村县域内部的差异越来越显著,且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区域经济差异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四个方面;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主要有历史因素、地理区位、区域发展策略、中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与质量、全球化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等。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出区域发展策略是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对区域差异的影响最大。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空间分析

以甘肃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SPSS、GeoDA和ARCGIS 9.2软件,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分析后发现:甘肃省各县整体发展比较落后且经济发展差异有拉大趋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趋势;1999—2008年甘肃省县域人均GDP中心,位于肃南县并向西北移动;空间聚集特征明显,经济发达地区位于河西地区;按照2008年甘肃省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甘肃省各县可分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1999—2008年人均GDP平均增长速度和相对发展率表明,河西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近2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定与评价

选取人均GDP、人均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社会经济指标,通过计算其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与最小系数,对中国1978-2002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进行了动态时序分析,定量评价,了近20年来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采用经济区位酶指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990年以前中国经济区域差异程度在减小,1990年以后经济区域差异程度扩大,社会消费水平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在空间格局上,经济发达区由过去的东北地区扩展到东部沿海地区,1970-1980年代区域差异表现为经济发达区、经济发展区、经济落后区之间的差异,而到1990年代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区和经济落后区之间的差异,两极化趋势明显,区域差异程度加大。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研究综述

高经济增长环境下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现象始终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从八个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学者解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文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趋势进行了探讨。文献分析的启示是,后续研究应该对众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综合分析。另外,还应该从微观主体以及中观产业的视角,探究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本质。     

成渝经济区县域经济实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成渝经济区2000年、2007年的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和GIS相结合的方法,对经济区近8年的经济发展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成渝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有所减小,但仍比较明显;县域经济总体呈"凹"型格局,城镇沿长江干支流、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轴线布局的特征明显;成都和重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双核,但两个城市呈离心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够,经济区中部存在较大的经济低谷;县域经济实力的空间变化呈圈层结构,遵循空间距离衰减规律;2000—2007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集聚的空间范围扩大,由犬牙交错的斑块状分布向连片的面状分布发展。     

红三角经济圈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利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和ESDA方法,在ArcGIS和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关联性三个侧面对1990—2008年红三角经济圈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红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呈持续扩大趋势,其中赣州市、韶关市和郴州市内部差异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区域间差异在波动中不断缩小;县域经济在空间上表现出东西两极分化现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以韶关市区、郴州市区和赣州市区为核心形成三个高值区;三市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倒"U"型曲线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中心城市的规模对区域影响显著,改善交通和培育中心城市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根据经济关联性把红三角经济圈县域分成扩散型、极化型、塌陷型和传染型,不同类型区域对应不同的发展策略。     

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基于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2000-2008年的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因子分析和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密集区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发展较好的县域集中于湟水谷地、兰—青铁路沿线一带;密集区经济空间格局呈核心—外围空间结构,遵循空间距离衰减规律,且具有东西分异、南北分异和低值集聚、高值分散特征;2000—2008年,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经济差异有所减小,其中兰州市区、红古区、白银区和西宁市区保持区域经济核心地位不变,中等水平县域由数量少、斑块状的分散布局转变为范围广、集聚性强的面状空间形态,低增长型县域呈组团式集聚分布于密集区南部。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准确判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为重要。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收入不平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GSS数据构造收入不平等指标，使用中国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倒U型曲线将逐渐向左移动，即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渐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研究新动态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些新方法新理论被不断发掘,如收入差距与经济危机、收入差距和财政波动、收入差距与产出波动等。本文对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新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为研究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问题提供参照平台,同时也为研究和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提供建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