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检验

厂商间的联系效应是FDI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联系效应就越明显,经济增长就越快.通过经验检验,本文没有发现中国金融发展与FDI的结合显著地促进了联系效应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低水平.因此,推进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实现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是强化联系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本文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车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入手,针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采用葛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然后通过DF检验ADF检验,利用协整检验技术,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外贸政策、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考察了中国贸易政策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利用中国 1982-2002年的年度数据,采用新增长模型分析贸易开放度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贸易开放并没有提高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外贸体制仍是保护贸易体制,主要是在体制外开辟了一个新途径,即对“三资企业”的进出口和加工贸易实行优惠政策。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区域投资实际汇率、FDI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跨境投资视角测度中国2000~2017年29省时变权重的区域投资实际有效汇率(RIREER),并将汇率、FDI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从汇率水平和波动两维度深入考察经由FDI渠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IREER升值有助于吸引FDI,进而对东道国(地区)经济扩张产生积极作用,该积极作用在沿海地区效果更为显著,拉大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RIREER升值对FDI的边际吸引力递减。RIREER波动导致FDI流出,对东道国(地区)经济产生负向冲击,该负向经济冲击对沿海地区影响更为明显,缩小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汇率风险增大引发FDI流出的边际作用递减。     

东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均衡增长

本文利用结构关联方法,实证分析1985~2004年东亚吸引外资是否会带来技术进步,并以此推动经济均衡增长。东亚经济均衡增长经历了三次路径转移,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动态调整,但技术进步的作用具有时滞性。东亚需要增强吸收和转换技术的能力。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本地国民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经济学领域,传统国际投资以及现代跨国公司理论,解释和分析了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因此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健康、教育和经济增长:理论及跨国证据

本文基于Soares(2005)的模型,导出婴儿死亡率和成年人预期寿命对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最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然后用跨国数据对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本文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区分了成年人对小孩和对成年人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揭示了成年人寿命增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的作用机制。在实证检验中,本文除了采用地理、气候等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外,还独创性的利用因为实施大范围免疫计划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外生的免疫率的国别差异来解决健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健康的重要作用具有启发意义。     

FDI垄断优势、知识溢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本文从FDI垄断优势和知识溢出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路径进行建模,并以中国的部分行业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于FDI垄断优势和知识溢出理论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模式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表现出来的科技或经济上的"后发优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在发展中国家谋求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展初期使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能够促进科技水平的快速进步,但后期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自主研发水平,FDI的贡献将显著降低。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东、中、西部的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等现代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FDI、进出口贸易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和出口贸易仅在东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也表明,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FDI、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     

FDI偏好、国内储蓄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内生金融控制视角的一个解释

在政府不可能以财政来支持体制内系统本身运转时,迫使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来支撑旧体制。同时体制内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反过来迫使国家迟迟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使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处于低效运行状态。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进一步扭曲了中国对外资的实际需求。基于1985--2006年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内生金融控制这个解释。     

FDI、进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两种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比较

本文在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R＆D资本存量、基于FDI、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使之更好地说明FDI、进口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国内R＆D资本存量与我国TFP有长期均衡关系,基于FDI和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都产生了正的影响,而基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的影响要大于基于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的影响。     

FDI、FP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以美国为例

本文以美国1972-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以及Jo- hansen协整检验模型对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外国证券投资(FP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FDI、FPI和经济增长之间不但在短期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且在长期也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关有益的启示。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作用;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显著影响。因而,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催化剂”的性质。     

Determinants of FDI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Uganda

Uganda, in an attempt to accelerat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encourag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rough privatization programmes and generous incentive packages such as tax holidays and exemptions. However, the Ugandan experience shows that to attract FDI, macro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olicy consistency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such incentive schemes. The paper discusses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that act as deterrents to FDI. The paper uses time series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FDI‐growth linkag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FDI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GDP growth in Uganda. L'Ouganda s'efforce d'accélérer la croissa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en encourageant les IFD par le biais de programmes de privatisation et de généreuses mesures d'incitation, notamment des tréves et exonérations fiscales. Cependant, l'expérience ougandaise montre que pour attirer les IFD, la stabilité macro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et des orientations cohérentes sont bien plus importantes que de telles mesures. Le document examine les obstacles au niveau des infrastructures et des institutions qui limitent l'expansion des IFD. Il utilise les données de séries chronologiques pour déterminer les liens entre ces institutions et la croissance. Il ressort des résultats empiriques que les IFD ont un impact positif sur la croissance du PIB en Ouganda.     

FDI、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OECD国家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本文在产品质量提高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由于FDI的引入带来的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提高的技术进步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并对OECD 34个国家1980～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及对OECD国家分组情况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提高分别都对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两者在不同组别的影响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