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市场化解产能过剩促转型有赖深度开放——2013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2013年前三季度各项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呈V形态势.增长回升保证了政府目标的实现,但对投资的依赖加深,也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要靠市场机制.进出口的波动值得关注,服务贸易出现大量逆差,更暴露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设备出口贷款,就能扩大国产品出口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这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扩大开放、倒逼改革的重大举措,其总体方案确有不少亮点,但也是机遇和风险并存.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持续繁荣——第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1)会议综述

在世界经济乍暖还寒、中国经济面临通胀威胁的形势下,出席第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同期增长的中外经济学家,围绕“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持续繁荣”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专家认为,目前的通胀是可控的,并不改变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趋势但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短期政策目标必须以控制通胀作为重中之重,把控制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作为重要的调控目标,而中长期则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变为依赖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基于劳动投入生产率视角的中国ODI动因与逆向溢出效果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逆向溢出效果尚待考察.中国作为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国,但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可能迫使国内企业投资的跨国转移.当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相结合的指标——劳动投入生产率作为分析视角时,能够发现部分海外直接投资是因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被动流出的结果,并且未对本国劳动生产率产生逆向溢出效果.为此,需要警惕过度鼓励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行为,防止由此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从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到消费拉动经济转换的思考

长期以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投资与出口,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外需出口受挫,长期通过对外出口部分化解我国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短期内难以再奏效.2009年为了保增长使得本来已经过高的投资率更加高涨,经济增长的90%依赖投资拉动,但这只能是救急,我国经济真正走出危机阴影、实现稳定发展还需要及时向消费拉动经济转换.     

双边领导人访问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获利的重要形式,近些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呈稳步增长趋势,其中重要一部分流向为东盟,而领导人访问在一国直接投资决策中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以东盟为样本,利用2004-2018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研究双边领导人访问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双边领导人访...     

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在不同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条件下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金（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显著因素,且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更强;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不同的地区,不同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的地区需要寻找适宜的信贷密度与之相匹配;在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带来不利影响。     

全球价值链收缩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之谜——一个基于异质性投资动机的解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相对于危机前大幅萎缩,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回流本土,或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呈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但中国吸引外资仍逆势增长.其根源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动机,分别是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中国虽然综合成本在上升,但产业配套齐全高效,在吸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逐步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持久健康发展——由当前投资过热引发的思考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在我国这"三驾马车"跑得快慢不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代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健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消费拉动,消费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负面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因此今后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着力点,逐步提高消费率,促使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运行,从而保障我国经济能够长期自主健康的发展.     

靠市场化解产能过剩 促转型有赖深度开放——2013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2013年前三季度各项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呈V形态势。增长回升保证了政府目标的实现,但对投资的依赖加深,也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要靠市场机制。进出口的波动值得关注,服务贸易出现大量逆差,更暴露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设备出口贷款,就能扩大国产品出口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这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扩大开放、倒逼改革的重大举措,其总体方案确有不少亮点,但也是机遇和风险并存。     

选择适宜的技术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年后仍保持强劲动力，除了高储蓄率为投资快速增长提供源泉、劳动力供给充足、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调动全民积极性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益加快的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迅速升级，使中国成为全球公认的制造中心。可以说，没有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进而也就不能保持出口的高速增长及由此带来的高就业和高增长。过去30年中国技术发展道路支撑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总体看是成功的。     

收入差距、对外开放与商品市场分割

分析了1995年至2011年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相比已有的研究,发现自2005年以来商品市场分割迅速上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及地区间收入差距与商品市场分割之间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商品市场分割显著负相关。据此,目前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同时应当重视进口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并加强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和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需求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

投资、消费和出口等需求因素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就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而言,投资波动显著作用于经济周期波动,而促进消费具有很好的经济增长效应.就经济增长的内外部需求冲击而言,中国的经济冲击主要来自内部需求的影响,但出口冲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呈逐年上升趋势.为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调节投资需求要着眼于引导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要采取促进消费的各种措施,形成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要适度调整外贸政策,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发挥出口作为经济平稳增长"调节器"的功能.     

出口、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的实证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利用1978—2003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中国出口、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均是出口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过来，出口增长也是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因果关系的影响力度来看，市场驱动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假说相对于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假说，对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情形的描述更为恰当。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村就业增长率,但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城市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率存在倒U型影响,对城市高级劳动力就业存在U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的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会逐步消失,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的萎缩将使增长变小,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为缓和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逐渐下滑的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和均等化以及户籍改革需要同时齐头并进。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非均衡分析

始于1995年的国内对劳动力需求的突然减少;使中国经济逐渐偏离了充分就业的航向.国民经济受市场疲软、内需不足、亚洲金融危机、出口大幅减少以及大量职工下岗的积累性冲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失业压力.那么,中国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者说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究竞是经济总量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本文以充实的数据对此进行分析.     

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的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然而,理论界对此并未做更深的研究.本文在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进行实证分析之后,得出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并对原因作进一步的解释.     

投资增长能持续多久--对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的调查

一、固定资产投资较好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 近年来,为扩大投资需求,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和逐步加快的态势,与消费和出口相比,扩大投资对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支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九五"期间,陕西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90亿元,是"八五"时期的2.4倍,年均增长18%,大大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9%的水平.2000年,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30亿元,增长17.9%,比上年加快4.2个百分点,尽管比1998年减慢10.6个百分点,但从整个"九五"时期以及与全国的对比看,陕西省投资增长速度仍是比较快的.(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