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对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结论并没有达成统一.本文通过对经典理论模型的扩展和推导,建立了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然后以沪深两市中2004-2007年的147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考察了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偏离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一结论说明,现阶段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所有权结构尚不合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最终控制人可能采用"掠夺式分红"、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而损害企业价值,造成公司绩效偏低.     

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和国际学术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上市公司,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并不分离,我们称其为"金字塔结构之谜",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时,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本文还发现,终极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平均为33%,远远高于CDL(2000)东亚经济体的样本均值。此外,家族作为终极控制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占较大比例,大大高于早期的样本;和其它东亚经济体相类似,家族倾向于以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得较多的控制权,与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性质对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特征影响公司负债水平吗

本文以我国635家非金融公司2004—2009年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应用GLS方法分析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特征对公司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与公司负债负相关;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公司负债负相关,实际控制人对负债的"利益转移限制"效应和"破产威胁"效应产生"壕沟"反应;实际控制人属性与公司负债正相关,国家控制公司的负债水平高于非国家控制公司的负债水平;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公司负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国家控制公司变弱。     

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

本文采用2004-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项和综合考察了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公司所有权显著正相关,与股东人数显著负相关,与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所有权显著负相关,与股东人数、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     

资本投资、控制特征与利益攫取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企所辖上市公司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中央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低于地方企业集团和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责者的共事利益.而且损害了企业价值.     

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机制与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掠夺在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明确了小股东、大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掠夺概念化为小股东补偿大股东的代理功能而支付给大股东的租,建立了所有权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司治理的外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以关联交易作为对大股东掠夺的直接测量,本文用事件研究法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负价值效应,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能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对上市公司董事的股权激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大股东掠夺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制度背景出发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FE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对于全部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负相关,并在0.10的水平下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由于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股权结构高度集中,董事会机制不完善,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可能并没有发挥设想的激励效应。     

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特征对股权再融资成本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特征对配股再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最终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比例(CR)、控制权比例(V)越高且两权背离程度(CV)越低时,最终控制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更趋一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配股再融资的成本,具体表现是此时的市场累积超额收益率(CAR)越高,配股发行费率(SEOFEE)越低.但是与预期不同,此时的配股折价率(DISC)却更高,配股价格的确定,可能更多体现了最终控制人的利益,在最终控制人存在压低配股价格动机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为此承担了更高的配股融资成本.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 2 0 0 2年在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 1 2 8家家族类上市公司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控制性家族导致的代理问题刚刚开始出现。家族类上市公司中既存在所有权层面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形成第一重代理关系 ,也存在家族企业主与家族 非家族雇员在管理层面形成的第二重代理关系 ,研究发现前者对家族类上市公司价值具有负面影响 ,而后者则具有双面的影响     

家族管理、终极控制与审计师选择

基于家族控制的竞争优势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两种理论基础,本文以2003-2008年的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论文考察了家族公司家族管理、控制机制与外部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以间接方式上市的家族公司,直接上市更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家族管理即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家族指定管理层与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而家族控制机制即金字塔结构、控制权与现金流分离程度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管理对高质量审计师需求的正向作用在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中更为显著;家族控制对审计师需求的负向作用仅在控制权比例大于30%的子样本中显著;当家族管理控制人参与家族管理时,会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外部审计师需求的负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管理与控制特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并从家族偏好、家族管理与控制机制三方面考察了其外部审计师选择行为。研究增进了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认识,对理解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手段与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有股权、经营风险、预算软约束与公司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在经营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作用;而在经营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以上作用没有显著差异。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预期损害了所有公司的业绩。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作用都更为显著。虽然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净效果在所有上市公司中都为负,但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负面作用最为突出。政策含义在于国有股权的调整应当从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开始。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上市方式、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股权结构,使得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发生分离,这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金字塔类家族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有效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上市公司的上市方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现金流权、控制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绩效整体上优于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现金流权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民营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自利性多元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投资和破产政策的扭曲同时也损害了企业价值.本文从民营企业的金字塔持股结构和股权制衡角度分析民营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因素.本文收集2006-2009年我国A股市场179家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将民营上市公司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类型.其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结论.从而验证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存在利用多元化经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因此,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抑制上市公司自利动机的多元化经营行为,应该成为关注的话题.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

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披露的研发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终极产权论视角,研究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投资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减少高风险、长周期性质的研发投资,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小。     

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状况的不同,本质上可以归因于各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持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可以获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这是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我国的股权分置状态放大了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终极控制股东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致使股权结构更加复杂,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淘空上市公司和利润转移等行为提供了便利。文章从理论角度考察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企业价值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国家控股、超额雇员与劳动力成本

与以往很多直接检验股权性质与公司绩效之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1999—2002年健康运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雇员角度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所有制性质对上市公司社会性负担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员工,并且国家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主要源自上市初的历史遗留冗员;超额雇员和高工资率共同导致国家控股公司承担了比非国家控股公司更高的劳动力成本。此外,还发现在国家控股公司中,国资部门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最多、劳动力成本最高;并且相对其他公司而言,该类公司上市后可能继续超额雇员。因此,推进上市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和避免国家直接控股,对改善公司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U型曲线和政府股东两手论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本文发现国家持股规模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U型关系。总体而言,国家持股企业的表现不及非国家持股企业。同时,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绩效起初随之下降;但是,当国家持股比例足够大时,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绩效上升。这就是说,国家持股对企业的绩效具有两面性的影响。作为事实上的国有股东,政府存在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从而既通过政治干预攫取企业财富,又借助公司治理和优惠待遇来提升关联企业的价值。国有股减持应该避免U型曲线的底部价值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