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松江府的农业发展及其地位——以粮食生产和供应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松江府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强调这是人口和重赋双重压力下的产物。同时，发达的棉纺织业使这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考察明清松江府人地资源的配置比例和粮食的生产和供应后指出，发达的棉纺织业并非人口和重赋双重压力下的产物，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并未动摇，商品经济虽然发达，但自然经济瓦解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环境变迁视野下的明清时期苏北旱灾研究

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这些变化和本时期频发的旱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大量的湖泊和河流淤废,土地沙化盐碱化严重,沼泽和滩涂湿地显著增加。这些自然环境的变异导致苏北地区稍旱即灾,而且旱蝗相继,灾情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持续灾害的影响,苏北地区的社会环境恶化。乡风民俗颓变,消极宿命,逃荒成风,抗旱精神不足。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则使得旱灾降临时的自救和抗灾能力几近于无,频频陷入小旱大灾的尴尬局面。     

论明清时期苏北里下河自然环境的变迁

明清时期，黄、淮洪水屡屡倾泻苏北里下河。水走沙停，里下河地区的河湖港汉日趋淤塞，并最终导致射阳湖的消失。里下河自然环境亦因此而完成了从泻湖到平畴的巨大变迁，而自然环境的变迁又进一步加剧了水灾的肆虐性。水灾与自然环境变迁交相作用，将里下河引入赤贫的深渊。     

环境变迁与村民应对:基于明清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的研究

明清时期,黄河小北干流地区经历了重大的环境变迁,即黄河经常泛滥决徙。本文通过档案资料、鱼鳞图册及其他文献,对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黄河泛溢决徙进行梳理,概括出对沿河村民的影响,并力图证明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村民通过迁移或另建村庄、安排滩地、选择作物、改变营生方式等措施,以应对环境的变迁,体现了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     

《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出版

上海师范大学尹玲玲副教授的《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8月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的专题研究,下篇为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的个     

论明清时期芍陂的水事纠纷及其治理

明清两代,芍陂地区频发水事纠纷,纠纷的类型主要有占垦芍陂纠纷、河源阻坝纠纷、拦沟筑坝纠纷、盗决塘埂纠纷、罾网张?纠纷五种。芍陂多元化水事纠纷的产生,与芍陂水生态环境负向变迁、行政区划与水利边界的矛盾、经济利益的冲突不无关系。针对芍陂多种水事纠纷的不同情况,明清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通过修复芍陂、加强芍陂管理、制定芍陂水利规约,以及行政会商调解、行政裁决和处罚、诉讼、立碑示禁等多种方式,本着尊重历史、恢复原状、利益均沾、区别对待的原则,构建起了较为有效的水事纠纷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缓和乃至解决了芍陂水事矛盾冲突,对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     

论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变迁的格局与方向

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迁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再论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铁搭与牛耕

铁搭是一种人力翻耕工具,战国时期已出现二齿铁搭。从明中期开始,以铁搭翻耕逐步替代牛耕,成为太湖地区主要的稻田土地翻耕方式。这一转变是由多种因素所促成的:技术方面,牛耕不适应深耕要求,而铁搭具有深翻功能;经济社会方面,牛耕成本高、耕牛饲养风险大,而铁搭成本很低,人力耕作的费用也相对低廉。明清时期人力铁搭的广泛使用提高了稻田深耕质量,为太湖地区适当密植提供了保障,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近现代,太湖地区传统稻作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效率低下的铁搭逐渐退出大田作物的整地,一般仅用于小规模土地如自留地的翻垦作业。     

论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制度变迁的起源

本文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产品的“需求－供给”经典模式进行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变迁的研究。结论是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是一个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产权矛盾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传统框架内的集体经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其产生的充分条件,城市化进程对集体经济产权矛盾的爆发和股份合作制的变迁具有催化作用     

论营销观念的变迁

营销观念,又称为经营哲学、经营理念,是企业一定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指导思想。我们知道,从哲学角度看,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企业的经营行为,这一理论在今天商品经济条件下同样适用。任何企业的营销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企业的营销观念如何,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而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     

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

前 言我国一向以农立国,农业文化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亿万勤劳智慧的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并经有关人士以文、图形式记录、整理、总结而成为农书被保留下来。她面广量大,涉及到土壤耕作、作物栽培、农田水利、畜牧兽医、经营管理、农学理论、农家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唯一反映出传统农业历史特点的古典文献;是祖国农学遗产精华的主要组成;是传统农业科技交流和传播的有效手段;也是反映和研究古代农业发生发展及其成败的可靠凭藉,在史学、农学、生物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到中外有关学界的普遍关注。…     

明清商人与木材贩运

明清时期我国出现了名噪一时的地域商帮集团,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社会对木材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木材商业的兴盛,对我国封建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明清时期台湾的稻米生产

台湾的种植业以稻米生产为主 ,荷据时期 ,荷兰人为了长期霸占台湾 ,不得不鼓励汉族移民种植水稻。明郑时期 ,粮食供应一直困扰着郑氏政权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 ,立即开垦荒地 ,发展生产 ,使台湾的稻米生产得到较大发展 ,基本实现粮食自给。清代统一台湾以后 ,台湾稻米生产发展更快 ,到乾嘉时期 ,台湾已成为我国东南的粮仓 ,不仅自给有余 ,台米还源源不断地供应大陆各地     

试论明清江淮地区的水旱灾害与农业耕作的变迁

本文以灾害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水旱灾害与农业耕作关系作了深入地探讨。笔者以为，频发的水旱灾害不仅造成了江淮大量耕地的丧失和可耕地地力的下降，从而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还造成了江淮一些地区传统优势种植农业的衰退以及一些地区耕作制度的逆转。     

明清徽州林业生产发展兴盛原因探论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林业生产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兴盛局面。本文认为这一发展与兴盛局面的形成主要由六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第一，受这一时期日益盛行的风水学说的影响；第二，出于解决急剧增长的人口生计的需要；第三，受发达的木材商业的刺激；第四，为了维护山区生态环境的需要；第五，林业养护技术措施及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第六，与徽州地方官府、宗族、乡约、会社等基层组织的重视有关。明清徽州林业生产的发展兴盛是上述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略论明清苏北集市镇的发展

本文主要运用地方志资料,探讨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集市镇的有关问题.指出明清时期,随着漕运、盐运和海运业的发展,苏北地区的集市镇大量兴起,并不断得到发展.其分布格局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还探讨了这一时期市镇的类型.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村)规民约，作为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其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夥，地域特色十分鲜明。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它起到了维持徽州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进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