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高的原因,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历史传统文化和医疗、养老、住房、教育产业化等政策的误导以及投资环境发展滞后与投资渠道狭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方面。政府应通过深化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开发消费热点,引导居民合理地安排收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促进居民储蓄率适度增加。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基于国民核算口径的国际比较

通过对财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进行区分,并使用国民核算口径和经济学口径分别定义;选取国民核算口径,对同时期和经济发展相近阶段我国与发达国家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同时期还是经济发展相近阶段,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我国居民高储蓄率和低投资回报率使得总财产性收入占比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财产要素在部门间分配过程中,我国住户部门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部门挤占:1997-2007年主要被非金融部门利润挤占,2007-2015年被政府部门收入挤占。实现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需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调整财产要素在部门间的分配结构。     

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之原因探析——基于权力（资源）结构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呈不断上升之势,其中,居民储率平稳增长,政府和企业储蓄上升明显。储蓄率的上升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现有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性别比例失衡、政府和企业收入增加、房价快速上涨等因素导致了中国储蓄率的畸高和上升。而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权力（资源）结构失衡和地方政府之间为GDP而展开的竞争,因为以GDP最大化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投资、轻民生＂、＂重国企、轻民资＂等问题,并且权力结构失衡会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国储蓄结构的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并不是因为居民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我国住户的储蓄倾向增加,但住户储蓄率的变化不大。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偏向企业和政府,住户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年降低。     

市场出清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模型中一个结论的修补及其意义

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基础性结论,而高投资率或高储蓄率意味着高增长率又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但在近年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现象时,又经常出现把经济紧缩的症结归结于消费不足,即储蓄率过高的观点。在分析时,常常指出储蓄大于投资,却回避解释储蓄不等于投资的原因。从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国民收入模型分析看,上述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分析中的投资和储蓄的概念并不相等。投资相等的储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未实现的投资和消费。因此,高储蓄率并非经济紧缩的原因,解决经济紧缩的方法不仅在于减少储蓄,还在于市场出清的实现。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需求不足状况,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与我国较高的储蓄率相匹配,按比例发展。     

从部门储蓄变化看我国高储蓄率

一个国家的储蓄由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储蓄共同构成,通过从1992年至2009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的测算比较,笔者发现近年来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和储蓄额在我国国家储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与政府两部门储蓄率的快速上升成为我国目前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和推动力。本文通过相关图表及数据的比较,在分析了各部门储蓄变化的原因后,为降低我国现有国民储蓄率,从四个方面相应地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我国高储蓄率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探讨

近年来，“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内部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通过对储蓄结构的分析可知，我国的高储蓄是形成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致使中国的消费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使我国经济陷入一个“高储蓄、高投资”恶性循环。由此，采取有效措施把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储蓄率降下来是关键。     

国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其深层次原因探讨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缩小,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这种现状的深层原因包括工资制定片面体现企业意志、忽视政府责任、宏观调控手段弱化、收入分配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体制性障碍以及工会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本文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对策建议包括: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调整和完善工资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非公企业工会、职代会建设,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刘易斯转折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中国经济内外再平衡

本文从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诠释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利用1996-2012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压制了工资的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企业和政府部门,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部门消费潜力扩张,国民储蓄率随二元经济不同阶段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倒"U"型.此外,资金流量表的证据显示,在社会再分配环节,居民部门社会保险净福利为负,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是"逆向"调节,遏制了当下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因此,中国经济失衡的矫正一方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消解二元体制张力,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另一方面要对企业利润进行"削峰",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稳步提高劳动报酬,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状况分析——中、美、日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财产收入占比过低是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重要原因:在近20年来的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比美国和日本分别低了25.32个和16.7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居民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美、日两国分别低了15.62个和3.36个百分点,而劳动报酬占比则分别低了12.84个和12.77个百分点.通过对中、美、日三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分解,本文认为居民投资回报率过低是导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过低的首要原因.与经济学的逻辑相反,近10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金融投资回报率反而低于资本更为充裕的美国和日本.究其根源,利率管制下过低的实际利率水平是导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过低的首要原因,而金融市场过高的准入限制导致的金融投资品匮乏也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居民财产收入的增加.     

解析美国储蓄-投资缺口与贸易逆差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储蓄少于这个国家的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经常项目的逆差和外贸的逆差。本文用1975～2004年美国储蓄、投资和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变化情况的数据证明了美国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是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内因，并且对比分析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储蓄一投资与贸易差额变化情况．说明美国储蓄率低于投资率是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分配所占比重

本文计算了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的基本格局,并将我国与美国、日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企业利润侵蚀了劳动报酬,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微弱和转移性支出制度不完善等。最后,文中分析了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减轻居民负担,三是缩小收入差距,四是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本文考察了我国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初次分配格局还是再分配格局,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都是逐年下降的,而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则是上升的。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格局在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企业利润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居民财产收入占比下降是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主要原因。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收入缓增背景下政府投资扩张与结构优化调整研究

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政府收入增长放缓。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国CGE模型,考察了政府投资扩张与结构优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投资扩张在短期内能有效刺激经济,但长期效果较差,还会损害居民福利;相反,政府投资的结构性优化调整则能在长期内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居民福利;无论是投资扩张还是结构性优化调整,用于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的投资均为最优,而房地产业和废品废料业的投资效果最差。因此,若只是简单地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水平,原有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如何科学合理地调整投资规模,并进行结构优化才是关键。     

关于对提高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考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断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上升,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我国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数比较少,且收入数量少、范围小、比例低、渠道单一。少数高收入者集中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我们既要正视财产性收入对提高居民收入的正面作用,也要认识和防范其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创造条件"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使更多群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中国低消费率问题探究——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对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消费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及由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居民收入占比的降低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两方面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角度来提高政府消费倾向,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导致消费不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消费不振,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是造成中国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首先,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层面,中国的可支配收入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导致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缺乏相应收入的支撑;再次,在居民部门的微观层面,不同群体收入分配不均,致使整个居民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针对收入分配失衡对消费造成的负面影响,文章的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调整的思考-以内蒙古为例

收入分配差距既是民生问题,又是未来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近年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内蒙古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存在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失衡,并且差距有扩大趋势。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抑制了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影响劳动者整体水平的提高。     

中国政府高储蓄的成因分析和中期展望

中国高储蓄的特征事实是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储蓄率都位于较高水平。传统文献集中于对居民储蓄的分析，而相对忽视了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本文集中对中国政府储蓄进行分析，认为导致政府高储蓄的原因包括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上升以及消费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下降等。导致政府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支出不足的根源在于1994年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期展望显示，中国政府储蓄率将在未来5—10年内显著下降，并对财政平衡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思路

从"稳增长"的角度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利于扩大内需及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合理调整的关键,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重点应是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近期应推动国企红利上缴财政并用于社保支出,相应减免劳动者的社保缴费,进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国企改革应与社保体系的完善统筹安排,逐步将经营性国有资产转入社保体系,使国有资产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还应放松土地管制,明确界定水、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建立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强化财政的预算管理,严格限制国企管理层特别是"高管"的薪酬水平,加快推进电信、石油、银行等具竞争属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