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以2009-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经济转型期经理人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将管理防御划分为管理者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激励特征和监督特征3个维度,每个维度选取一些特征变量分析其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经验证据。采用全样本实证研究发现：经理人年龄和工作转换成本与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负相关,经理人任期与研发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其它特征变量如受教育程度、经理人年薪报酬、经理人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资水平正相关。区分样本公司产权性质后实证发现,经理人年龄、任期和两职兼任仅在国有企业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在非国有企业其关系不成立。提供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经理人驱动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证据。应通过调整驱动因素降低经理人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     

亲清政商关系对审计师审计决策的影响——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行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关注客户所处的外部环境并识别由此产生的执业风险。作为微观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清政商关系会影响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会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进而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决策。以我国A股2017—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对审计师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降低审计师感知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从而可降低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和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倾向；亲清政商关系对审计师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的影响在行业竞争度高、媒体负面报道少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     

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经济转型期经理人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将管理防御划分为管理者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激励特征和监督特征3个维度,每个维度选取一些特征变量分析其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经验证据。采用全样本实证研究发现:经理人年龄和工作转换成本与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负相关,经理人任期与研发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其它特征变量如受教育程度、经理人年薪报酬、经理人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资水平正相关。区分样本公司产权性质后实证发现,经理人年龄、任期和两职兼任仅在国有企业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在非国有企业其关系不成立。提供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经理人驱动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证据。应通过调整驱动因素降低经理人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     

公允价值计量特征、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

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允价值计量特征对审计费用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两者关系产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会增加审计费用,且审计费用随公允价值计量程度的加深和范围的扩大而增大;审计师行业专长会加强公允价值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客户谈判能力较高时,公允价值引起的审计费用上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基于稳健性考虑,当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时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基于风险考虑,当公允价值计量负债增加时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审计师在公允价值审计中的定价策略,可以为会计师事务所合理进行审计定价提供参考,同时也为进一步鼓励事务所做大做强提供经验证据。     

媒体关注、制度环境与审计收费

本文运用2005²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媒体关注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这一制度环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越高,其年度审计费用越高,且该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更加显著。这说明审计客户在媒体上的高度曝光会使得审计师更加担心审计失败暴露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名誉损失和恢复成本,导致审计师在审计契约谈判过程中要求更高的预期风险补偿,最终表现为审计收费溢价的提高。因此,本文认为媒体通过对审计师鉴证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且媒体治理效应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     

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审计决策及其运行模式

大数据给CPA审计带来巨大的流程变革,数据挖掘技术的运用对审计流程中的五大主要决策:审计师业务承接及审计师变更决策、审计定价决策、审计风险评估及审计计划策略、审计证据决策、审计报告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此设计了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审计决策及运行模式,以全新的方式更好地进行审计决策,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     

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本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较

文章利用中国2004—2016年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实证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比较分析资本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以及地区性差异,以研究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有:首先,不论是资本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均呈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初期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有加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深度发展以及环境意识的增强,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将会降低。其次,整体上,资本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程度较大且影响时间较长,而房地产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较小且影响时间较短。最后,资本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法律约束、政府管制与审计市场效率——基于操纵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稳健性的视角

本文实证研究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审计行业的外部风险约束因素,包括法律约束和政府管制,对提高审计市场效率的有效性及差异性。首先结合我国特殊制度环境的分析,构建决定审计师最优努力和审慎程度的审计成本模型,然后选取2007-2012年被提起法律诉讼或受到政府管制主体处罚的审计师作为研究样本,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稳健性的视角检验法律约束程度和政府管制力度的提高是否显著改善审计师执业质量。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审计市场外部风险约束主要由政府管制主导,法律约束机制并未发挥有效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部和中注协责令整改要求、行业内通报批评的管制措施并未显著加强审计师执业质量,但"多头监管"显著加强了证监会行政处罚对问题审计师的管制效果。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审计市场外部风险约束环境,从而提高审计市场效率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论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对审计师法律责任现状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审计师行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审计师及其审计人员执行的业务，不仅涉及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而且涉及专业人员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明确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对于依法实施审计和加强审计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研究我国现有的审计师民事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得出其法律责任应该加重的结论，并就如何积极应对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客观存在的职业风险（法律风险责任）提出意见，旨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审计师法律体系，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能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

本文运用1983-2005年间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以及它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健康投资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及农户教育、迁移投资水平的提高,并且目前的农户健康投资水平还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正常需求;2、农户迁移投资不仅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还有助于提高教育和健康投资水平,但迁移投资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3、农户教育投资对农民增收的正影响最大,并能降低农户的迁移成本,但降低幅度很小,说明它在解释农户迁移投资变动中所起作用并不大。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上述结果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为保障被征地农民老有所养而推出的一项制度安排。但该制度尚存立法缺位、保险体系单一、筹资渠道不畅、筹资水平低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须采取健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理顺筹资渠道、提高筹资水平等举措。     

审计师的社会资本能提高审计质量吗

审计师社会网络关系蕴含的信息、知识、声誉等社会资本影响审计质量的作用机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2010—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审计师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审计质量越高。进一步检验发现，外部监管能显著增强审计师的社会资本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审计师的社会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欺诈性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但对非欺诈性财务重述无显著影响；相较于政治类社会资本，商业类社会资本对审计质量的提高作用更明显。此外，当审计师的社会资本比客户的社会资本多，审计师的社会资本更能提高审计质量。为此，审计师应加强社会资本的积累；民营上市公司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应关注审计师的社会资本；监管部门要关注审计师和客户的匹配状况，以避免因客户在审计业务中掌握话语权而损害审计独立性。     

《劳动合同法》、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2008年《劳动合同法》是否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并在宏观层面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弱;但是会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这些效应对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一个"阵痛"期。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投资占比高、民营经济提供就业多的区域。这表明,相对于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以强化员工保护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就政府政策而言,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替代性的政策,以对冲《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增加的雇员负担。     

客户重要性、审计谈判与审计师变更

审计谈判是审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外审计理论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2009和2010两年发生审计师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审计谈判的角度出发，检验客户重要性对于审计师选择使用回避策略产生的影响，并考察不同地区的审计关系下这一影响因素的差异程度。研究发现审计师在采用回避策略时会考虑客户重要性的影响，且这一影响因各地的市场化进程而异。     

西南地区农村投资水平和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农民农业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农村投资水平、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农村投资水平、农地综合效率、农地纯技术效率、农地规模效率与农民农业收入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农地综合效率的贡献度远高于农村投资水平,农地规模效率的贡献度高于农地纯技术效率;短期内,农村投资水平对收入的调整为正向,农地纯技术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负后正,农地规模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正后负。长期来看,加大农村投资力度,提高农地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有利于促进农业收入增长,但关键是要提高农地规模效率。短期内,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同样有利于农业收入增长,而提高农地纯技术效率则使农业收入增长先降后升,在规模报酬递减范围内的农地规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企业创新的专有性信息传递困境与纾解——基于审计师选聘视角的分析

披露创新活动信息是企业彰显研发技术优势和获取投资者认同的重要方式，但同时也会因为泄露研发知识和技术细节而引致专有成本，这使得企业在有效揭示和传递创新专有性信息时遭遇两难抉择。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是否会通过审计师选聘来纾解创新专有性信息传递的困境。研究发现，创新产出越多和创新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偏好选聘研发审计专长水平更高的本地审计师。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企业创新产出的独特性强、可验证性弱、创新价值被低估以及创新披露专有成本大时，这种偏好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偏好选聘具有研发审计专长的本地审计师并非缘于降低代理成本和获取外部融资的需求所致，也并非由审计合谋动机所驱使，反而是本地审计师能有效遏制管理层研发费用操纵行为，并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活动信息传递与审计师选聘策略方面的研究，增补了审计师专长作用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投资者有效评判企业创新信息和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利用审计师“囚徒困境”阻止合谋的博弈分析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阻止合谋的策略,即同时派出两个审计师审计,让他们陷入"囚徒困境",以保证其提交的审计报告真实,却发现这一策略由于成本过高而无法实行。所以笔者分析能否以一定概率派出第二个审计师—这一低成本方式,来阻止审计合谋。研究表明:以ξ∈(0,1)的概率派出第二个审计师、强化刚性法律的"硬约束"和完善审计师的激励机制,可以阻止审计合谋。同时还得出,审计师的道德约束、风险厌恶有助于防止审计合谋,国有企业监管者在阻止审计合谋中,可以发挥同企业真实所有者一样的作用。这为国资局对国有企业实行审计公开招标和抽查复审提供了理论支持。     

审计师变更的信息披露研究

审计市场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师提供的会计信息会对投资者和其他信息的使用者的投资决策和业绩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审计市场的研究对整个证券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研究审计师变更的信息披露,从而发现其不足并提出相应建议。     

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杠杆率差异的视角#br#

我国增值税改革持续深化，增值税减税的效果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产品供需存在弹性，企业无法将增值税税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并且不同企业面临的借贷市场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增值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问题显得较为复杂。本文针对企业投资决策建模，发现增值税减税会增加企业投资，但杠杆率较高企业由于借贷市场受到约束，投资水平的提高弱于杠杆率低的企业。本文基于2016Q3-2019Q1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显示，2018年增值税减税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水平，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借贷市场的传导机制减弱了增值税减税政策对杠杆率较高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制度成本是人类社会对于正式制度的所有资源投入。作为完整制度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产生着重要影响。包括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文化习俗在内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对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以及人本身的影响等三种方式对制度成本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可能增加或者减少制度成本。要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和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制度绩效,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