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监督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审计署公布的中央企业集团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以2010—2014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监督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监督能够抑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这种监督作用并不对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政府审计在发挥其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研究发现这种抑制效果将会持续到政府审计公告年度。     

国家审计能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如何促进国有企业治理改善,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国有企业审计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公布的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提高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被审计当年及之后两年,通过扩大国家审计监督内容覆盖广度、拓展国家审计目标深度和加强国家审计权限行使力度实现。进一步发现,国家审计能通过促进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等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对优化国有企业审计治理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吗

利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政策分阶段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借助PSM+DID模型检验我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及其影响结果,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抑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且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聘请“四大”的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政策的实施对聘请“非四大”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对这两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收入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显著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越多,上市公司获得交易成本较低的应收账款商业信用越多,主要是因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公告对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我国A股市场中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了监管部门披露的处罚公告对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监管部门出具的违规公告与公司当年的审计费用没有显著正相关,但与公司当年及后续年度审计费用整体有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规模、净资产回报率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呈显著负相关,与被处罚、发生亏损、资产负债率、公司上年度审计意见类型和年报披露时间呈正相关。     

国家审计结果公告能“精准”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吗?——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国家审计能够通过监督公司治理和披露公告信息持续提升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基于2010—2017年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从公告信息披露视角建立了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揭示对其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数据证明了这种作用的存在性并探究了公告中各类缺陷揭示力度的“精准”作用。结果发现：公告信息披露有效提升了内部控制质量，公告中“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措施”方面的内部控制缺陷揭示力度越大,越有助于这种提升作用，这也是“精准”的体现之处。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告及其揭示力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精准”提升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和社会参与程度较高时更为明显。     

国家审计、高管隐形腐败和公司创新投入——基于国家审计公告的研究

基于审计署发布的国家审计公告,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行为及审计公告揭示力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审计行为能够促进被审计央企的创新投入强度,同时国家审计公告揭示的违规问题越严重,对被审计央企创新投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越强,且促进作用在高管隐性腐败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其次,与单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并无显著差异;最后,国家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在同行业国企中有一定的传染效应。     

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

基于审计成本效益理论和审计风险溢价理论，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正相关。控股股东杠杆增持行为主要通过提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以及增加审计投入对审计定价产生促进作用。上述关系在企业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法律环境较为严格时得到强化，而较好的信息披露质量以及较高的股权制衡度会削弱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带来的风险溢价效应会抑制审计师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损害审计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强化审计师对控股股东杠杆增持的风险认知，进而为进一步提升审计报告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增量证据。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以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使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显著增长,而这种增长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探究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及事项类型等具体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审计费用越高;披露不同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资产减值类、股权质押类及资产存在类三种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费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

基于沪深交易所相继发布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独特制度场景，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受到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影响的公司，相比于未受影响的公司，在政策实施后其更倾向于选聘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并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促使企业更多选聘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降低了审计费用和审计延迟。研究结论为信息披露制度变迁影响公司审计行为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的发展与演进也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债务违约风险、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收费

以2016—2019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债务违约风险影响审计收费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均与审计收费显著相关;债务违约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显著相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债务违约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类研究表明:(1)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2)随时间推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提高审计报告沟通价值上呈现逐渐增强趋势。     

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基于锌业股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案例分析

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为切入点,选择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案例分析,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外部投资者决策两个角度探讨披露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同时外部投资者能够通过其获取增量信息以做出投资决策.文章不仅揭示了关键审计事项的"窗口"效应,还指出现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重复率高、"模板化"、未充分披露等问题,以期为进一步改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供参考.     

国家审计能否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

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是新形势下国家审计的内在要求。选取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国有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国家审计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具有抑制效应，并且，国家审计通过连续监督和国家审计公告发挥抑制作用，且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在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在内部控制水平更高、融资约束更强以及“子强母弱”型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中对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审计协同机制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效应更显著。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审计意见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08年度我国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内部监督显著负相关;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外部监督正相关,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重要因素,也具有明显的效率信号传递效应特征.因此,应当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并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     

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行为的治理效应——基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证据

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审计委员会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行为是否有治理效应尚未引起重视。因此,以2014—2019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为研究对象,从文本信息的语调和可读性两个视角出发考察这一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能够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行为起到治理作用,对管理层操纵语调行为的治理作用在披露“好消息”的企业更为显著,对管理层操纵可读性行为的治理作用在“好消息”“坏消息”之间无显著差异,且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进程对两者间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从形式质量维度拓展了管理层策略性披露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效用提供了新证据,进而有助于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完善。     

控股股东行为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策略——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为例,检验了控股股东行为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策略选择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在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作用中利益防御动机与利益趋同动机同时存在,并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其作用也在利益防御效应和趋同效应之间变化。为了促使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在业绩预告披露中的利益一致性,我们需要以提高控股股东的独立性为核心强化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作用。     

新收入准则会影响审计费用吗？——来自A+H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收入是企业利益相关者评价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关键指标。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成效也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从审计费用的视角,以2018年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在A+H股上市公司的实施为研究契机,选取201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新收入准则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的施行提高了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新收入准则通过增加重大错报风险和提高审计投入两条路径提高了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新收入准则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受新收入准则影响较大、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由大规模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在提高审计费用的同时,还会使审计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研究结论丰富了新收入准则经济效应领域的研究文献,同时为审计师在新收入准则背景下提高专业胜任能力、完善审计工作及控制审计风险提供新思路。     

政府审计、内部控制能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吗？

基于“免疫系统论”、组织韧性模型,以内外部协同治理为视角,分析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促进组织韧性提升的机理,进而以2010—2018年被出具政府审计报告的央企控股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政府审计公告冲击下的股价波动来计量组织韧性,研究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强度政府审计及高质量内部控制都能有效促进组织韧性提升,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在促进组织韧性提升上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府审计结果公告揭示的问题中,执行国家经济政策方面以及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的揭示对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明显。     

我国证券市场会计师事务所轮换问题研究

为提高中央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国资委从2004年度开始,对中央企业提供审计的主审事务所实施轮换。本文对事务所轮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对事务所轮换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以我国证券市场事务所轮换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事务所轮换前后上市公司盈利质量是否显著变化,考察事务所轮换的效果。研究发现,事务所轮换前后,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政府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结果公告的实证分析

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和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中央企业的经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央企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重大影响。以2010—2018年我国中央企业控股的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审计有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治理在政府审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发展质量较高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审计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信息分析

文章以国家审计署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公布的对中央企业四年的审计结果公告为基础,分析了部分中央企业的基本情况、经营情况以及在财务收支审计和资产负债表损益审计中发现的相关问题,针对审计公告中揭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对现行的审计公告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对审计公告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