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基于独立董事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独立董事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可以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激励力度越大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但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不能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股权激励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激励无法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且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独立董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仍然存在明显的正效应。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高管外部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3—2018年574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引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高管团队外部异质性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上述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路径,而且在实践上为高新技术企业高管团队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强制变更、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投入

文章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分析师跟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强制变更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析师跟踪可以减少企业高管短视行为,提升企业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从而缓解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盈余信息质量和产权性质会影响分析师跟踪调节作用的发挥,从而证实分析师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委托代理问题来发挥其调节功能。     

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业绩——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2010—2014年沪深A股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程度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有效性是高管激励程度对公司业绩影响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局部中介效应,以控股权不同进行分组检验也证明了这一效应的存在。因此,上市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激励计划时应当考虑内部控制对薪酬激励效果的影响,为达到激励高管进而提升公司业绩的目的,需要建立与高管薪酬激励相配套的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重奖轻罚”能推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调节作用的视角

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业绩薪酬中的粘性特征可以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均能强化高管薪酬粘性对高管创新决策行为的激励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在内容上包含内部治理,内部控制能通过内部治理中介来实现其部分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不完全是一项有意的契约设计,若企业的高管薪酬粘性是因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起的,它将丧失对高管行为的激励功能,无法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活动。     

高管激励、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质量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证监会的制度完善,上市公司更加规范化经营,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许多公司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来提高高管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价值.外部审计和高管激励是现代企业重要的两个治理机制,这两种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代理冲突,所以研究高管激励与审计质量、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以及内部控制对高管激励与审计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是有实践意义的.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理念强调企业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而高阶梯队理论发现管理者特征是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基于此,选取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海外背景相关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的海外背景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两种中介效应助推了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更有效力。研究结论为企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路径建议,同时也为企业优选海外管理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标准。     

创新投入中介视角下的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基于科技型与非科技型企业的对比研究

文章以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视角切入,分别以科技型和非科技型上市公司为对象,探究股权激励四维度(激励广度、激励深度、核心技术人员激励、高管人员激励)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科技型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四维度均可显著促进财务绩效;除高管股权激励外,激励广度、激励深度和核心技术人员激励均借助创新投入的部分中介效应;在非科技型上市公司中,唯有股权激励范围的扩大可促进财务绩效增长,创新投入在股权激励四维度与财务绩效间未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高管特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基于24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以2016年中国24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龄、高管学历、高管任职时间及公司规模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可行性建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抑制公司违规行为?

本文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2007—2017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够抑制公司违规行为。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和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的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内部控制以及机构投资者的交互效应也能显著抑制公司违规行为,这说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能够发挥“监督效应”,而且还能与公司自身的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治理机制联动共同抑制公司违规行为。此外,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风险来抑制公司违规行为。     

财务柔性、高管过度自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

本文以企业财务柔性储备存在差异为立足点,基于2011-2015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财务柔性如何作用于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和财务柔性的储备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高财务柔性也会加强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进一步根据行业特性分样本研究表明:财务柔性的作用在实物投资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博弈。相比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财务柔性推动过度自信高管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作用更明显。本文从财务柔性角度,丰富了行为金融学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为企业财务柔性的选择以及高管聘任提供了经验支持。     

高管激励差异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企业发展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高管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两阶段计量分析模型",剖析高管激励的内在差异性及其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司发展规模因素对高管激励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经营效益因素对其影响相对较小,但它们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正好相反;高管的"有效激励"总体上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而"无效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消极影响;首席财务执行官相对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而言,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了更大影响;股权激励比非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建议企业构建全面的高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创新高管激励模式,规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序,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432家民营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质量在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分别用ROA和Tobin's Q对公司绩效进行衡量,采用Sobel Test法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一步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验证,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均对公司绩效存在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质量存在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实现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产生作用的路径,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长远价值具有实际意义。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A股1078家上市公司的证据

论文选取2010—2019年有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记录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上市公司绩效的衡量指标托宾Q为被解释变量、QFII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高管薪酬为中介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QFII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在其中是否起到中介效应。此外，论文还探究了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下，QFII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如何。论文得出如下结论：(1) QFII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正相关；(2)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QFII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3)高管薪酬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双无控制与内控重大缺陷研究

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顶层设计,既无实际控制人又无控股股东的“双无控制”这一股权变化势必会影响公司内控质量。对此,选取2009—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上市公司双无控制对其内控重大缺陷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双无控制,双无控制公司发生内控重大缺陷的概率较大,其中,第一类代理问题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高管薪酬总额越高、男性高管占比越高、高管平均年龄越小以及公司监事会规模越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时,双无控制对企业内控重大缺陷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前十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形式双无控制”企业中,两类代理问题同时并存,并引发内控重大缺陷。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内控重大缺陷的研究视角,还为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政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高管权力、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

从内部控制角度出发,以我国2008—2013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研究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考察公司高管权力配置结构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内部控制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权力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完善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高管权力过于集中会削弱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抑制内部控制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对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在高集权的情况下,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均不能对公司价值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     

高管晋升制度创新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晋升制度创新的过密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职级差距在阈值内愈高,导致的利益趋同效应愈显著,企业绩效也愈好;高管晋升制度创新与企业边际绩效显著负相关,陷入过密化困境,高管职级差距超出阈值时,非理性竞争增强,高管晋升制度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应比非国有企业更显著,非国有企业因晋升资源较少,更容易出现过密化;高管性别歧视会抑制晋升的激励效应。基于上述结论,从优化高管晋升制度创新资源分配机制、完善高管晋升监督体系与协同推进高管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内部控制对中小企业成长性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

对中小板上市公司2012-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与成长性的关系,寻求提高中小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方式。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提高公司成长性,但在技术创新投入高的组中关系不显著;总样本中,内部控制可以激发创新对成长性的积极作用,但技术创新会抑制内部控制转化为成长性的效率;在三组不同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的公司中,中介作用均体现较弱,调节作用仅显著体现在技术创新投入低的组;在国企中,技术创新主要起调节作用,在非国企中,主要为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建议中小企业应重视创新及其与内部控制的协调发展,并为战略性新兴企业建立制度保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策略,从而有效提高企业成长性。     

国有控股、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

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以法律诉讼作为风险控制能力的一个替代,研究高管风险控制能力和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法律诉讼对高管变更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遇到法律诉讼之后,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更不容易发生高管变更,说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性质的特殊性导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更换的原因与非国有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和法律诉讼相关的高管变更多为非正常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