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与空间计量模型

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以产业多样性实现区域经济韧性水平提升的相关研究受到重视，但其影响路径还存在争议。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10―2021年面板数据，对产业多样性及区域经济韧性进行具体测度，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产业多样性以知识溢出、协同效应、增强要素流动性以及分散风险实现区域经济稳定；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效应随创新人才集聚门槛值提高而逐渐增加；产业多样性与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产业多样性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创新人才集聚溢出效应不显著。     

金融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

基于2006~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SDM基础上构建空间调节模型并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研究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促进本地的科技创新,还能促进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最后为东部;当地政府支持能正向调节本地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但对周边地区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本地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实现的,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为正向调节,西部为负向调节,中部则无显著的调节作用;金融集聚的科技创新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呈现“南北差异”特征,其中影响最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我国关中天水地区、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另外,考虑周边地区政府支持模型产生的直接调节效应强于仅考虑本地政府支持的模型,表明城市间的联动政策产生了“1+1>2”的效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周边邻近地区的相关政策。     

创新型人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下,创新型人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探讨创新型人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采用中国200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各省域创新型人才集中程度与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在考察期内,创新型人才集聚会显著扩大区域经济差距,该结论在更换变量测度及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创新型人才集聚通过推动集聚地区产学研合作与高质量创新进而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第三,创新型人才在我国不同地区的集聚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上述结论为改善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合理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提振区域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均正向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韧性提升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在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此，应推进经济数字化改造，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集聚，筑牢经济发展根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网络，驱动地区均衡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研究目标:从空间维度考察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9～2018年30个省份和四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即特定地区农民消费如何关联于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金融集聚。研究发现:在全国省级层面上,农民消费不仅受本省农村金融集聚的显著影响,同时还受到邻近省份空间溢出的显著影响。分区域检验显示,一方面,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民消费受到域内金融集聚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这一区域差异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一致性,但农民收入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民消费受邻近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则不显著。研究表明,一是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农民收入过低会弱化金融发展对消费促进效应,增加农民收入是提升消费的根本;三是加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金融合作有利于实现共赢。研究创新:将空间效应引入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探究了该影响的空间特征及关联性。研究价值:对农村金融集聚的消费促进效应做出了更全面的评价,为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消费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抓手。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

作为工业部门的重要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工业化发展具体重要作用。为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的作用路径，采用2005—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考虑空间效应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就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仅表现为“本地效应”，而且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考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知识存量和改善市场环境这三条路径来作用于工业效率并助力工业效率的提升；（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对工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产业集聚红利还是“污染避难所”再现？——基于广东省的证据

本文利用广东省的面板数据,采用 VEC 模型,分析广东省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发现短期内产业集聚发展对环境改善具有负外部性效应,但在长期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珠三角和东翼地区呈负相关关系,而山区和西翼地区呈现相反的结果。珠三角和东翼地区的产业集聚红利,可能是以“污染避难所”重现为代价,将环境成本转移到山区和西翼地区。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物流产业集聚对碳中和效果的作用测度及其作用机制

以物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除了西藏、港澳台的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物流产业集聚对碳中和效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物流产业集聚对碳中和效果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物流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城市绿地面积等途径促进碳中和效果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物流产业集聚对东中西部碳中和效果的驱动效应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物流产业集聚对西部碳中和效果发挥显著的促进效应；最后纳入交互项进行调节检验，发现物流产业集聚对碳中和效果影响系数的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厘清物流产业集聚对碳中和效果的作用测度及其作用机制对实现碳中和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学研合作、集聚效应与企业创新质量

产学研合作能够产生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2020年制造业联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创新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产学研合作对创新人才、创新资本集聚效应提升作用更显著;高技术行业对于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较强,对创新资本集聚效应的影响低于非高技术行业。研究结论对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如何开展高质量创新活动及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双向FDI与中国区域创新

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国区域创新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在厘清双向FDI影响区域创新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双向FDI与中国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弱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2）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贸易促进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对区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受限于投资结构仅能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促进区域创新;（3）中国双向FDI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是否为资源型城市层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文章的研究结论可能为推进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等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于加速了城市经济集聚、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带动了城市创新创业。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存在地理位置、城市级别、产业类型和就业类型的异质性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城市、中心城市、第三产业与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就业促进作用较大,对外围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对东部地区城市、第一产业和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研究结论基础上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法制环境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基于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科技投入体制背景,选取2008—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Tobit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影响以及法制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具有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和效率溢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区市而言,政府间竞争不仅带来了辖区内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还有助于效率的正向溢出;对于西部地区的省区市来讲,政府间竞争不仅抑制了本辖区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高,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投入效率具有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间竞争带来的科技投入效率提升具有较强的环境依赖特征,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间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及效率溢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区域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基于2003～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单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单中心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单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会因地区和城市特征不同表现出异质性,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碳排放强度的U型关系更明显。鉴于此,应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强化中心城市集聚溢出效应;各省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积极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推进产业合理布局。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

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能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其他地区产生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数字经济与区域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究竟促进了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滞后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促进自主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显著，对模仿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省域间自主创新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数字经济对自主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并不显著。因此，应强化数字核心技术供给，畅通数字创新渠道；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释放知识产权保护红利。     

区域创新、工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构建了内生性区域创新能力的产出模型,对区域创新、工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空间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06—2018年中国30个省份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P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另外,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激励效应,但这一激励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东部地区促进效果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