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PSTR实证研究

依据雅各布外部性理论探究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07-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TR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作用；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产生非线性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也不相同；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且突破某一临界值，在更高的研发投入诱导下，中、西部地区相关多样性对辖区企业创新产生更为强烈的正向作用。     

激励效应VS挤出效应?——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机理研究

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存在较大争论,且缺乏对财政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路径机理和传导机制的探索.文章依托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系统分析了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水平,表明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而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表明外部的财政政策需要通过激励内部的企业经营者增加创新投入,才能实现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效应,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创新投入是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和路径机制.     

经营杠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营杠杆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经营杠杆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拓展性分析表明,经营杠杆通过增加经营现金流、提高净利润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补助对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对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投入作用不显著;在排除了财务杠杆的影响后,经营杠杆依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本文结论丰富了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微观机制研究,也为合理利用经营杠杆和政府补助助力企业创新提供了参考。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投资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4—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的参与程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政府补贴对创新资金投入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正向效应有所减弱，而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则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转变为抑制。上述发现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在不断完善补贴政策、提高补贴强度的基础上，注重政府部门和风险投资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中国技术市场发展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技术市场既是要素市场的重要构成,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战场,其发展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我国2011—2020年省级技术市场与A股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能够正向调节技术市场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技术输入型市场更强;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创新绩效在技术市场发展中受益更多。未来,要进一步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研发投入,支持不同类型企业创新发展。     

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企业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我国创业板非ST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增加可以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与此同时，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构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政府补助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进而对企业价值的构建产生影响，企业创新在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政府补助、企业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政府在未来发放研发补助方面提供一定的借鉴。     

数字经济、财政政策与企业创新

依托政府财政政策扶持，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乘数效应，对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补贴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税收优惠对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以2013~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研发投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同时,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更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于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其成长绩效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创投概念股票股价波动分析

本文以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R＆D投入与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R＆D人员投入指标与EPS指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R＆D资金投入指标与ROE和EPS等绩效指标均不相关。没有检验到R＆D投入对于绩效产生滞后作用。这说明我国中小企业R＆D活动以人力密集型投入为主要特点，而且对企业后续绩效没有产生积极作用。     

行业差异、R&D投入与A股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基于CD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DM三阶段创新模型,采用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了A股上市企业的R&D投入、创新产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了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创新过程的不同。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对制造业企业起到的正向作用大于非制造业企业。然而,在企业创新产出中,制造业企业规模的影响却不如非制造业企业。企业创新产出对非制造业企业成长性绩效有显著负作用,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对两种企业的成长性绩效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制造业企业不但要关注政府补助和企业规模,也要注重研发人才的培养。而非制造业企业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成长。     

创新环境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949家专利密集型企业2015—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创新环境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加大了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投入、提升了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促进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存在地区异质性;创新环境低档组的回归结果与整体样本类似,在创新环境高档组中,政府补助与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性作用,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新投入促进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路径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据此,从政府补助政策和知识产权等角度给出提升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对策建议。     

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研发投入机制的影响研究 ——以制造业家族企业为例

文章以2009～2015年制造业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委派董事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降低了中小股东对其的制衡水平,阻碍了技术的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以及审计质量低的企业中,其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文章对公司治理及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发展,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监管及创新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促进定向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工作旺盛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提出“促进定向-工作旺盛感-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促进定向对越轨创新行为及工作旺盛感有正向影响；工作旺盛感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并在促进定向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能给未来研究提供参考，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一定帮助和启示。     

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视角

利用2009—2013年我国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角度,实证研究了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一效果并不显著;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FDI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这一提升作用是有限的。此外,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     

R&D投入与绩效相关关系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本文以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R&D投入与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R&D人员投入指标与EPS指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R&D资金投入指标与ROE和EPS等绩效指标均不相关。没有检验到R&D投入对于绩效产生滞后作用。这说明我国中小企业R&D活动以人力密集型投入为主要特点,而且对企业后续绩效没有产生积极作用。     

R&D投入中介作用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以2010-2013年间236家河北省科技创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家河北省科技创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R&D投入中介作用的视角投入中介作用的视角,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业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D投入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部分是通过R&D投入这一中介变量来传导的。本研究丰富了高管激励契约、R&D投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成果投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成果,同时能够为河北省科技创业企业通过增加R&D投入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企业健康成长提供参考促进企业健康成长提供参考,为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提供借鉴。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     

关系资本、供应链整合与创新绩效关系

通过引入供应链整合中介变量构建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研究供应链上关系资本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对180家制造企业进行实证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关系资本的信任对承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信任和承诺对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供应链整合在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了成员间的信任与承诺对供应链资源整合起到关键作用。为此,企业要充分发挥关系资本的作用,注重供应链整合的重要性,以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换,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创新投入、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

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创新投入能够缓解企业股权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约束,事前、事后政府补助在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之间均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投入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对于民营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受分析师关注较多的企业更为显著。